若论及墨子思想的基本特征，无外乎一“利”字耳，此亦为儒家与墨家之根本区别。
众所周知，儒家对墨家的批评非常严厉，其中尤以孟子为甚，所以提到墨子思想的基本特征不可不提及儒家。
孔子重义，故曰：“君子喻于利，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在这两句话中，“利”与“义”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但君子贵义，正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若要问儒家为何如此，必答曰：理应如此，或曰“义”应如此。故对于孔子尊周礼，周游列国以救天下之弊，子路解释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虽然已经知道“道之不行”，但“义”应如此，或者简单的说“应该”如此。孔子所有的动机，皆不外乎一“义”字耳。
但在墨子看来，万事之根本非“义”也。
“夫义，天下之大器也。”（《墨子·公孟》）
“所谓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
在墨子眼中，“义”并不如儒家所言的那般神圣，万事之根本乃“利”也，而“义”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能给天下带来利，亦即“义可以利人”。儒家高谈仁义道德，提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譬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人生的终极目标则是“止于至善”，却并不问为什么。独墨子重实用，故追求“为何如此”，而如被问及为何需要“义”时，必答曰:利也。墨子思想的所有根据就是一个“利”字，有利与否也是墨家划分善恶的标准，功利主义的倾向非常明显。在两千多年之后，英国哲学家边沁认为道德以及法律的目的在于追求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其与墨子不谋而合，如若墨子遇见边沁必然会引为知己。
《墨子·公孟》云：
子墨子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在儒家看来“乐以为乐”，但在墨子看来则不然，如若不知“何故为乐”，则如何能知是否需要乐，或者如何“乐”？譬如建一所房子，在墨子看来，只有知道为何要建房子，即“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才能知道如何去布置房子，如何建好一所房子。万事均要问为什么，才能找到“应该”与“不应该”的标准，也才能分清是非善恶。而在墨子看来，这个最终极的原因必然是“利”。
所以，《墨子·贵义》中记载着：
当朋友对墨子说：“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你何必独自苦行为义，不如就此停止。”墨子却用一个比喻机智地反驳了他的朋友：“现在这里有一人，他有十个儿子，但只有一个儿子耕种，其他九个都闲着，耕种的这一个不能不更加紧张啊。为什么呢？因为吃饭的人多而耕种的人少。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你应该勉励我行义，为什么还制止我呢？”
为何行义，盖因有利于民也。当然，此“利”非蝇头小利，乃人生之利。故《墨子·贵义》篇云：
子墨子曰：“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行之，是荡口也。”
一言以蔽之：墨子之道，利以惯之。由此可以理解墨子为何多反对儒家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