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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08-21 17:46:01

城市英雄

城市英雄 罗时汉 著

连载中 罗时汉章开沅冯天瑜 洪荒小说 伦理禁忌小说 王妃小说 神话小说

城市英雄男女主角为罗时汉章开沅冯天瑜,是罗时汉倾心写作的一本十分不错的都市小说,目前正在连载中。全书主要讲述本书以独特的角度表现武昌首义,以全新视角展现近百年前发生在这座城市的辛亥革命。解读了湖广人独立自主引发的武昌首义全过程,对首义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体现出的城市精神,有着实事求是的认定和提升。作家罗时汉先生感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无疑是武汉奉献给近代中国的厚礼,这座城市第一次在亚洲乃至世界以英雄气概一举成名。

精彩章节试读:

20世纪之初的武汉,两湖地区的英雄们拉开了第一道民主革命的序幕。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7月28日深夜,武昌紫阳湖畔,有20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斯时,数百名满清官员人等乘着夜色鬼魅般悄然离去,整个武昌城看上去如往日一样平静。

秋风怒号,大夜弥天,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中国自立国会和自立军的领袖壮烈牺牲了,酝酿已久的起义还没来得及发动就被清政府扑灭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血泼洒在湖广总督张之洞治下的武昌会城及汉口、汉阳这三镇之地。革命者就这样被绑赴法场,验明正身便身首异处。

发生在武汉的自立军案是历史新旧转折点上的事件,它既是19世纪末戊戌变法的继续,又是20世纪初辛亥革命行将爆发的征兆。

大清帝国特别是宣统立朝以来,全国几乎没有一天安宁过: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温生才击毙广州将军孚琦;王和顺钦州起义、黄明堂镇南关起义、熊成基安庆起义、倪映典广州起义;此外还有长沙抢米风潮、四川保路运动……接二连三,按下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国无宁日。所有反政府的起义或骚乱,无不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这并不是因为汉人如何留恋那个在景山上吊死的崇祯皇帝,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大明灭亡时的皇帝是个汉人——这是一个民族正常情绪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世代繁衍的民族血液中的本能。无论一个汉人在满清帝国的政权机构中做了多大的官,这种与血液融合在一起的本能是挥之不去的。特别在他对满人的帝国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时候,首先涌上的念头必是:我是一个汉人。

“生是汉家臣,死是汉家鬼,生生死死就在这一回。”(汉剧《荥阳城》)是当时大多数汉人抱定的信条。但是,清廷几大汉人重臣从曾国藩到张之洞对满清皇室的忠贞不二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就在1900年夏天,刚刚从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78岁的李鸿章乘海轮北上前,香港总督卜力曾和他有过一次机密的谈话,并要向他引见孙文,但两位重量级汉人并没能坐到一起。其实,从光绪皇帝软禁瀛台多年到离奇驾崩,可以说明西太后的势力何其强大,指望从上而下的宫廷政变肯定是没戏。

庚子年揭开了新千年之序幕,本当万象更新,当年有闰八月,民间有“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之语,对清廷来说这又是一个凶年。7月,唐才常等继承康梁的未竟之志,在等待康有为筹集经费的同时,邀***党首领与社会名流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拥护光绪帝当政。会后林圭被派赴汉口组织自立军,联络会党运动新军防营,组成七路大军,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南常德、湖北新堤、汉口筹备起事。自立军起事,本质上是维新派影响下的为扶植帝党而进行的未遂暴动。当年夏天,唐才常公开亮出“攻团匪以救上”的勤王口号,就遭到以排满为宗旨的革命派的反对。为此,会党首领毕永年与唐才常辩论竟夕,愤然离去。这说明唐才常失去了自立军基本队伍哥老会的支持,已是军令难行,进退失据,失败在所难免。

自立军案是新旧世纪之交发生在清朝的最后一次著名的会党事件。自立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使革命与改良“决分两途”,民族民主革命派取代维新派开始走上历史前台,担负起领导全国“救亡图存”的使命。“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自立军殉难之地,自然地成为辛亥首义之区。

8.剃头匠泄密的自立军起事案

英雄豪气的唐才常们从上海溯江西上,一路慷慨不已。然而,到汉口时他们已得知安徽铜陵、大通一带秦力山、吴禄贞举事失败消息,大错铸成。参与谋事的田野橘次如此记述当时形状:“大通势孤力弱,遂为刘坤一所败,败报频至,唐由是心气昂进。又闻张之洞将尽拘康有为之党人,唐闻之谓彼与新党呈不两立之势,与其我为彼制,不如谋先发之机。遂期二十二日先夺汉阳兵工厂,以为军资。然后率兵渡江赴武昌,拘禁统领张彪、吴元恺及督抚,自取代之,以一展平生之抱负。其将举事之前曰,欲向在汉各领事及外人公启之,乃由自立会宣言,欲兴义兵,以革新中国之意旨。”

自立军事败遭戮之事源于机密泄露,传说跟一个剃头匠有关,这事听来跟三国时的蜀将张飞被裁缝所害一样,叫人有“阴沟里翻船”的惋惜。

汉口是自立军总机关所在地,也是自立军起事的中心。总机关设在英租界和华界相交的李慎德堂楼上,这是位于上海路教堂之侧的西式楼房,其前门临英租界,后门通华界,像深圳中英街的房子。原是一家关了门的照像馆,由自立军本部总文案的李虎村离开威字营后租下办公,门上仍挂出“李慎德堂”招牌以为掩护,后来被官方视为“总窝户”。除此之外,前花楼街宝顺里四号还有一秘密活动点。宝顺里位于黄陂街百子巷附近,跟英租界隔二三十步之遥,是个极小的里份,但整洁宽敞。《汉口中西报》、广州鸿江酒楼都在这里开设过。时当“六月无君子”的夏天,在那间热似蒸笼的李慎德堂,面目清秀的湘阴人林圭穿着一件短衣,挥汗如雨地接待诸多来人。“听说武昌新军营里的炮口已调换方向,直对着总督衙门,林圭极表高兴。”(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

据说,汉口泉隆巷有一个剃头匠常出入李慎德堂,“一日来为唐君(才常)剃发,旁有唐君之同志,与唐君议论官方,皆谋革命之事。其语为彼所闻,急走告官吏,官吏闻之大喜,入造于张之洞。张即夕遣部下兵队三四百人围唐宅。”(《朝野新谈》)蔡寄鸥的《鄂州血史》又有一说:

起事那一天,才常于百忙中抽空,唤来一个理发匠。他忽然想起辜尚俊来,问屈子厚,我派老辜今晚到汉阳布置,他去了没有?险些误了大事,第一步夺取龟山要紧。你快过河去,补送命令要紧。理发匠听得此话心内一惊,手中的刀禁不住有些颤动,才常的额角被他割了一刀。石庵道,你这理发匠心里想些什么?理发匠自称该死,说了一大套好话才战战兢兢地退下。他就是江汉道稽察长徐升派来的水客。汉口巡防营来把汉报馆和东方译社围得水泄不通。屈子厚到汉阳传令去了,幸免于难。大刀王五拿着一只凤矩剑与军队厮杀,只见白光闪烁,像龙飞凤舞一般。进门的军探,很被他斫倒几个,冷不防枪声一响,王五的右腕中了一枪,才负痛突围而去。会里头有一个江湖卖艺会踩软绳的女郎,帮着杀了一阵,才把胡石庵和王五救出重围。那些住在后花楼旅馆的海上英雄,因为都有手枪,拒捕逃走的甚多。

“未曾动手先流血,偶尔粗心便杀头。”水客即暗探,他向都司陈士恒告密后,陈即跟踪拿获党人四名,并获悉党人克期大举。张之洞闻报,即照会各国领事,特别和英国领事达成协议,采取行动一举破获了自立军。

唐才常与谭嗣同是时人公认的“浏阳二雄”。他们是乡党,是密友,也同为南方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唐才常生于浏阳城胡家巷之孝义里,为清代浏阳连夺“小三元”及第的第一人。光绪三年,谭嗣同回乡扫墓,唐才常与之相识,共学于浏阳名儒欧阳中鹄,志气相投,成刎颈之交。1895年夏,唐才常在两湖书院读书。适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任湖北巡抚,谭嗣同便把他和沈荩、舒菩生、杨笃生、秦力山等南学会的这帮人延揽到父亲的府上,在一起研讨变法改制的道理。黄兴也是在那段时间进入这个圈子的。

后来唐才常与谭嗣同一起回湖南办学,鼓吹新政。1898年,唐才常出洞庭湖北上,准备进京协助谭嗣同,刚到汉口就听到戊戌变法失败消息,遂从上海去日本,与康有为、孙文等相识。庚子年春,康有为派唐才常回国起兵“勤王”,并给他2万元活动款。留日学生湖北潜江人傅慈祥、应城人吴禄贞等受孙文策动,又有华侨邱菽园捐赠,遂决定回国和唐才常联手举事。带有传统会党色彩的组织——自立军,对保皇派则称勤王,对革命派则称保国留种,既不承认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又支持光绪皇帝复辟,模棱两可,介于孙文和康有为的主张之间,“聚众党十余万人,分五路密布于鄂皖赣湘各重要地区。”

据自立军亲历者吴良愧所忆:“五六月间,……张之洞驻汉各军除亲军营外,都在鹦鹉洲会操。及至操场,其军身穿一色勇字号衣,拿着长枪等武器正在操演,约有三五千人,远远望去,整齐可观。我们到操场边,围绕着操坪走了一圈,及至近前,在场之官兵都向我们打手势暗中示意,可见他们都已归附自立会了。”当年8月初,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自立军决定8月9日同时起义,傅慈祥还联络武备学堂同学钮永建、孙武、艾忠琦等相谋策应。就在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康有为的钱却不再汇来,唐才常这个“总粮台”成了“无粮台”,集结起来的起义军连饭都没有吃的,起义时间一再延期。但是自立军延期起事的决定并未及时通知各地。秦鼎彝、吴禄贞在安徽大通如期举事,孤立无援,巷战七昼夜而失败。自立军仓促间发布的“讨贼勤王”布告已成明日黄花。在绿营、巡防营、督抚标各营中的会党成员得到安徽失败的消息,竞相自保而向官长告密,起义计划全部暴露。

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包围汉口自立军总机关是突然袭击。传说唐才常当时并不在总部李慎德堂,跟随他多年的李荣盛劝其走避,但他却坚定表示:我决心为国捐躯,你自己快走吧。李荣盛大声痛哭,先生舍生忘死,我怎么能做怕死鬼!也留下不走。旋而清兵赶到,唐才常神态自若,笑着昂首受缚。同时,林圭、傅慈祥等20多人在武汉三镇被捕。这些人中有的坐了最后一回轮渡,被押送过江到武昌在紫阳湖畔和大朝街天符庙等处集体受刑,时在阴历七月二十八。

据朱峙三的日记所记,当年武汉遍传如下歌谣:“乾坤自有一定,小儿多劳一休,秋后五子出头,天机不可泄露。离不离,逢不逢,日沉海底。尚在梦中,暂时不为苦。三四加一五,红花满地开,那时才算苦。广船欲信走,只怕旅顺口,电线不长久。江山问老叟,可惜好洋楼,尽被离宫收。”隐含着义和团和自立军事件的内容。

9.鲜血没有浇红总督大人的顶子

徒劳口舌难为我,

剩好头颅付与谁?

慷慨临刑真快事,

英雄结束总如斯。

39岁的唐才常临刑前对着武昌的天空大呼:“天不成我大事!天不成我大事!”跟谭嗣同赴死前的呐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悲壮地呼应,气概凛然。章太炎曾作唐才常画像赞云:“黄鹳夜鸣,歼兹明鹅。文禺之首馘,赤睛犹视。”并注,才常死后,枭首武昌文昌门,目赤色。傅慈祥临难之际犹大声疾呼不止:“天乎,其救吾中华四万万同胞乎!”与此同时,在汉口、沔阳新堤被捕杀的党人有千余。据说有一名日本人名叫甲斐靖,佐贺县人,同寓汉口李慎德堂旅馆,曾执手枪、短刀拦门拒捕。张之洞将其移交日本领事。

镇压自立军是张之洞湖广总督任内的事,可以说他的“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其“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的真实面目暴露,落得个“士屠”的雅号,以致革命志士发出反清“必先杀张之洞”的口号。据说在武昌督署,张之洞曾亲审他的昔日学生,看到唐才常手书:“湖南丁酉拔贡,为救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这18字,心里不知是何滋味。一说是湖北巡抚于荫霖审讯唐才常,唐“嫁祸于人”说,张之洞想成立自立政府,才教我组织自立军,要说我造反,他就是造反的头子。于荫霖与张之洞总督向有不和,他说:我意之决,非杀不可,大帅要姑息养奸,我只有同你一路进京面圣了。张怒道,你要参我吗?于也怒道,你包庇乱党,希图割据,我同你讲啥客气?言时以手拍案,声色俱厉。这种传说无从考证,细究史实,我们可知张之洞不动声色地低调处理此案的原因。

自立军的活动张之洞及其幕僚其实是早有所闻的。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札江汉关道查禁悖逆报章》就说康梁等人所办之《清议报》等,“大意专诋朝政,诬谤皇太后,……其意不过欲使内地各匪造谣作乱。”“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帖,公然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遵旨严禁。”湖南巡抚俞廉三也说:“臣于本年六月初微有风闻,因其间多涉宦裔士林,颇有寻常意计之外,未经得有实据,不便即时宣扬。叠次密电督臣暨临近各省询问消息。”只是由于中国政局尚不明朗,张之洞等没有采取行动对付自立军,唐才常曾以与张之洞有师生之谊说其***,他当然不会贸然行动。

当时,面对八国联军的武力威胁,中国政局动荡,政坛变幻莫测。张之洞一面公开表示拥护“两宫”,而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却不得而知。有消息说,他私下派长子张权前去东京,与钱恂一起在日本活动;通过宇都宫太郎向日本参谋本部征求对组织新政府及提供军事帮助之可能;还希望日本派军事专家来协助练兵,同时要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光绪弃京西逃。唐才常认为:“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诸人,仓皇西窜,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就要起兵勤王,造成东南独立的局面。为达到这一目的,维新派企图通过日本人“通殷勤于张之洞,欲利用之”。而英国在与张之洞、刘坤一等策划了“东南互保”以后,还想进一步独占长江流域。为此,英国曾想在南京扶植刘坤一“重建一个***”。在武汉,英国也试图推动张之洞“独立”。这样,自立会与英国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在一段时间分别致力于“东南独立”活动。而这种活动的中心舞台便在张之洞统治下的武汉。直到八国联军撤离北京后,慈禧政权尚存,局势已经明朗,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改变对自立军活动虚与委蛇的态度,并下令对唐才常等残酷镇压。

在对待自立军问题上,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起了很大的作用。唐才常托人劝告张之洞接受自立军的主张,宣布两湖独立。梁鼎芬惟恐张之洞“心慈手软”,而“与佛尘(唐才常)合作”,故致函张之洞,以忠孝之道警示:“祸将不测,看此举动,明系合伙同谋,妄思欺夺君权,破裂孔教……杀贼报国,肃清海宇,功有专属,责有专归,此等大事,当语仁公,首先料理。”并悚以危言,若“隐忧于私室,不能昌论于公廷,徘徊一月,缠绵千语,计尚未定,贼已渡河,此时纵有百部守约书,百处正学报,百间武备学堂,于事已恐无济”。在梁鼎芬的苦劝下,张之洞审时度势,于1900年8月22日,在英国人配合下逮捕了唐才常等人。事实证明,梁鼎芬在紧要关头协助张之洞作出决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风雨飘摇中稳如磐石。不愧为张之洞身边智囊中最为得力的幕僚。

对唐才常之被捕,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所写《致东京饯念劬》函中说得很清楚:“所以获唐者,因皖湘鄂富有票匪蜂起,查知汉口租界有会匪谋逆巢穴,遂捕得二十余人,起获种种票据军械,内有一人即唐才常也。唐到案,直供毫不推赖,乃外人尚称唐为志士。其规条章程,大率皆戕官据城,焚戮劫掠等语。”

皮明庥先生早在80年代初就对唐才常被捕后的死事、涉及临刑人数、时间和地点等一系列问题作过稽考。临刑地点有汉口空坪、大朝街天符庙、滋阳湖、武昌紫阳湖等几种说法。可以确信为唐才常等临刑地点的应是武昌紫阳湖畔,此湖坐落在小朝街(今湖滨村)旁,其北为皇殿,其东即工程营。此外,亦有一些自立军人士被杀于汉口。唐才常等就义于紫阳湖畔,在许多熟悉武昌历史的老人中有口皆碑,记忆犹新。

皮明庥认为,被杀害人名单,本来在张之洞的奏折中最易于全部列具。然张之洞为什么含糊其词?据云:被杀者中有张之洞所创办的两湖书院学生,除唐才常不得不提名上报外,其他均隐其名。他掌握着参预自立军密谋的众多文人名单,但“姑隐其名”,并不列名通缉,以示网开一面,待其悔悟。沈翔云于庚子事败后在日本发表***,责骂张之洞残杀士类,张之洞曾严令两湖书院师生为之答辩,但都不愿执笔。在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一封信中,其忠君与惜才的矛盾心理彰显无遗。据说,湖南拏获唐才常之弟唐才中,张之洞立即致电湖南巡抚俞廉三刀下留人,说“兄弟骈首,实有不忍”。但有资料记载,唐才中与望城靖港人谭翥等均被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自立军案还有余波,那就是策动湖北自道府以下200余官吏隶属自立军的右军统领沈荩被杀。朱峙三的日记中记载:“初七,报载,革命党人沈荩在新堤被杖死。革命风潮,湖北已萌芽渐露。”而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则另有说法:“沈荩亡走武昌,至清光绪二十九年六月,被执京师,杖毙阶下。”详情是,自立军失败后沈荩冒险从新堤回到武昌,后化装潜入上海,和章太炎、杨笃生等主持《大陆报》。文气侠胆的沈荩进京欲谋刺慈禧和光绪,他在京城与显贵结识,被两个“密友”出卖后遭擒。慈禧亲发谕旨:“万寿月内例不行刑,着即日立毙杖下,钦此。”

沈荩是自立军案最后一个牺牲者,又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被打死的记者。他祖籍江苏吴县,先祖以经商迁湖南,遂籍善化县,与黄兴是同乡。被捕后,借调北京工作的张之洞令署理湖广总督端方从湖北派认识沈荩的人来京辨认,验明正身。1903年7月31日,碍于“夏月不能行刑”的成例,清廷对沈荩改用杖毙。有八人以竹鞭捶之,一直捶了两个小时,血肉横飞,惨酷万状,仍未死去。沈荩痛苦难当,愿求予以绞毙,后才以绳索勒颈气绝。

汉人沈荩被满人政府残杀,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排满情绪,几使全国舆论为之一转。《湖北学生界》发表记者按语称:“沈荩之死,我目不知何为而肿,我肝不知何为而裂。犬羊贱族敢将我汉人惨杀乃尔,我中国之稍有同胞观念者,能不摩拳擦掌以报此仇哉!”当时一位西方人士评论:“沈荩之死,震动人心较之俄日开战尤当。”

10.张难先下汉口结识胡瑛

从来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野火春风斗古城,反清排满革命总有英雄前仆后继,历史的使命似乎注定要由湖广人来完成。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10年,辛亥革命即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庚子以后,士人多投笔从戎,不以苍头为耻;甚或累年不迁,亦安之若素,遇有风潮,则易名再入他营,……所以无营不有知识分子。革命党人意态冷静沉默,匿儒冠而讳新民,……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张难先“乃于纪元前八年投身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以运动军队”,这位忧国忧民的乡下人第一次“下汉口”,就不经意间卷入了这场革命的浪潮,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武汉虽为三镇,汉口占尽风流,尤其在国外最具知名度,很多人以汉口而代指武汉。从大陆撤到台湾的同胞,至今仍称武汉为汉口。江汉平原上的人们,无论是顺江而下还是顺河而下,均以汉口为第一目的地。汉水两岸的人出行而走向世界,习称“下汉口”,正如山东人“下关东”之口头禅。“下汉口”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有钱可尽享荣华,无钱则尽当苦力。就是上世纪的60年代,张难先沔阳老家的乡民还把不过两百里以外的汉口视为畏途。叹一声“有钱的汉口,无钱的汗坑哪”,眉眼里怆茫无限。

“三阳开泰”,史家认为,沔阳、襄阳、汉阳是辛亥志士密集之地,为民主共和作出了巨大贡献。沔阳(不包括后来析出的洪湖)参加辛亥革命有名姓者二百多人,如杨玉如、杨时杰、李作栋、阙龙、江炳灵、欧阳瑞骅等,牺牲者有一百余人。“当时很多人为了革命,在军队搞了七八年,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个人就当了六年兵。我是1904年来到武昌的。我的同乡和同学入新军当兵的很多,张难先就是在工程营当兵的。”(江炳灵语)

一方水土对一方民性的养成尚属自然。沔阳素有造反传统。沔城是个回族镇,元朝顺帝时一彪色目人南下迁此,北方民族的强悍精神得以延续。元末枭雄陈友谅就是沔城人,沔阳民间传说黄鹤楼上的一盏“万年灯”,是大汉皇帝陈友谅亲自上油点燃的。自从点燃以后再没上油,若干年月长明不熄。末后还是朱洪武坐了位才重新去上过油。清末,转战鄂豫皖的遵王赖文光声名最著,继太平军之后编整捻军,并号召“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沔阳向芷侯、刘彤轩即响应号召,密谋起兵。张难先1961年撰文回忆:“1903年夏,余过邑友人向笙三家见其。向指曰:此吾之长亲刘五爹也,新由香港归来。”张难先从刘五爹那里听得很多消息,也接受反满革命思想熏陶。“癸卯,得见革命前辈刘彤轩,受其热爱,领其大教,真使我心心相印,泪涔涔下。当即赴省组织参加科学补习所革命机关,实行革命。我异日之能稍有建树,实于此三年植其基,尤以刘丈鼓励感召,至为关切。”

一个人的一生,有高人指点至关重要。张难先第一次下汉口是而立之年,也是光绪三十年即公历1904年。正是甲辰龙年冬春相交时候,“二月二,龙抬头。”湖广会城武昌乍暖还寒。这个身着棉袍、留着唇须的清贫乡绅,对城里的一切感到新鲜。有时身佩竹剑上蛇山练武,登上黄鹤楼远眺,可以清晰地看到汉阳的烟囱、汉口的楼房,江上樯帆林立,还有外国的军舰耀武扬威。和那个时候所有的爱国志士一样,张难先心中必有块垒,那就是大清子民的丧权辱国之愁。此情此景跟后来湖南人毛泽东所咏叹的“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别无二致。不同的是那时京汉铁路还没建,蛇山西头光秃秃一片。

当时从各地来省城求取功名的人很多,“大半亏欠伙食,典尽衣服,不能言归者。其龌龊之状,廉耻之失,不可胜言。”(唐才常语)张难先此行别妻弃子来到武昌,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先是经同乡欧阳瑞骅介绍住在汉阳门附近的彭养光家。后来不知是什么机缘认识了湖南桃源人胡瑛。胡瑛原籍浙江绍兴,因父亲以知县候补湖南而迁徙。父兄尽殁后依其桃源盟兄,故世人多认为他是桃源人。桃源是个好地方,山青水秀。然而胡瑛之志不在陶渊明所流连的桃花源,他16岁肄业于黄兴所办的经正学校,矢志革命。后因黄兴遭追捕,胡瑛执黄兴书信拜投于吴禄贞府上避风。

省城本是一方地域的文化中心,何况是武汉三镇。按史家的说法,在近现代史上,城市是现代化变革力量和变革因素大量聚集的地方。一般来说,现代化变革力量和变革因素聚集得越多的城市,革命就越激烈、越深入。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孔雀东南飞”的深圳一样,武汉具有强大的涡漩作用,吸引各省人才汇聚。列入传表的武昌起义志士650人中,湖北籍492人、外省籍120人,占到24%,其中湘籍最多,豫川皖籍次之。张难先“先是梁启超戊戌失败,后亡命走海外,鼓吹革命,浏览其言论,极表同情,亦不愿长为乡曲之士。抵省,则广结有新思想者以谋救国。时新党有二:一主保皇,一主革命。予以保皇终非善策也,因倾向革命。闻枝江时伯弼有秘密运动,访之,得识胡经武瑛。瑛为黄克强弟子,以避学校风潮,持黄书来匿吴君禄贞处。与语大悦……”(《义痴六十自述》)

张难先和胡瑛有共同语言,且沔阳话和桃源话语音天然接近,毕竟长江洞庭一水相连。张难先来武昌一个月间,原以为举目无亲,没想到决意革命反清救国的人还不少。如多宝寺街的时象晋老先生家就高朋满座,他的两个儿子功璧、功玖,常使张难先联想起梁山好汉解珍、解宝。而自己混迹于江湖,干的颇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营生。

朋友就像藤下的苕一个牵出一个越结越多,经胡瑛牵线,张难先荣幸地认识了吴禄贞。

11.花园山上的灯光

吴禄贞是个重要人物,被称为“盖世之杰”。张难先对他深怀感情,所写的人物传记中,数他最长。钱基博也为吴禄贞作过传,传中写道:“一九零四年我(王照曾)在京师与吴禄贞等人一起喝酒。喝到畅快时,禄贞环顾在座者,大声说:‘诸公还记得庚子夏,大通厘局被劫的事吗?知道这是谁干的吗?’他的声音很大,语惊四座,在座者都感到愕然,无人接话。禄贞右手举酒满杯,左手指着自己的鼻尖,说,不敢骗大家,此人就是我啊!说完举杯一吸而空。当时良弼、姚锡光(陆军侍郎)在座,听了这话脸都变色了。”吴禄贞性格张扬、率性而为由此可见。东北党人宁武评价他,有革命勇气,也有才能,但骄矜自恃,常以中国华盛顿自居,主观性强,不易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武昌首义爆发后,吴禄贞准备在北方响应。“所领之第六镇前往石家庄,守卫均袁系旧部,漫不为备。遇刺时九月十六日,亦即汉口失陷后之四日,袁世凯赴汉口之第八日也。时阎锡山抵娘子关,约定即日来会。其友自北京来,曾密告以袁欲加害之阴谋,禄贞不加介意。遇害前数小时,禄贞称心跳,有人劝其先赴阎军或移居暂避,亦以为不可。”民国二年公葬吴禄贞于石家庄,并建造专祠,竖立碑志。“后来的人,到石家庄这个地方,没有不去他墓上低徊流连谨诚致敬的。”

吴禄贞老家是云梦——茫茫如海的古云梦泽留下的地名——吴家台子。他的父亲吴利彬壮年幕游四方,晚年寓居武昌戈甲营。吴禄贞十六岁时,他父亲因病中吃了一根黄瓜而亡,据说他终生不吃黄瓜。家道中落,家中生活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吴禄贞曾在织布局做童工。吴家跟湖广总督张之洞由一个偶然的机遇扯上了关系,吴禄贞的母亲被张府雇用做针线娘,上门教针黹女红。有一次问及家世,张之洞得知吴禄贞的祖父竟跟自己的堂兄张之万是同科进士,对吴禄贞母子格外优待。于是吴禄贞被选送到武备学堂当学兵,1898年又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习骑兵科。1900年加入兴中会后,秘密回国参与自立军起义,在安徽大通孤军奋战,失败后复东渡留学。1902年春学成回国,曾任武昌武普通中学教习、营务处帮办等职。张之洞召见时,吴禄贞侃侃陈述救亡图存,并恳求张之洞以其重望为天下先。张之洞惜爱其才,认他为门生,不追究大通旧事,反委任其为湖北防营将弁学堂总教习。吴禄贞成为湖北革命最早的导师级人物。他家住武昌水陆街13号,学生志士,争愿一睹丰采,而领受其教诲,江汉之风,为之一变。

武昌山水景观,习称为“三台八井九湖十三山,外加一个黄河湾”。花园山,又称崇福山,是十三山之一,在蛇山以北,胭脂山与凤凰山之间,昙华林上面。这座海拔不到46米的山全长约900米,明永乐年间崇阳靖简王朱孟炜建王府于此,故名崇府山(俗称崇福山)。乾隆五十八年,刘姓居士在此建霭园,因山上有孙森茂花园而得名。武昌粮道刘锡嘏曾作铭记胜,说该园不过十亩,每当春暖花开或秋九月夜,游人如织。拾级而上,山顶至今尚有天主教主教公署和天主教堂、育婴堂(1928年美国天主教艾原道创办)等,当年更是超脱避静之处。和吴禄贞一起回国的京山人李廉方(步青)时在花园山天主堂附近租住,这里便成为他们的第二个秘密据点。斯时,吴禄贞周围有青年才俊刘伯刚、蓝天蔚、万声扬、李书城等,他们都是新近归国的留学生,见多识广,志同道合;另有附近两湖、经心书院的学生朱和中、贺之才等。军学两界,往来无白丁。黄兴也来过这里,他“由沪返湘路过武昌,居花园山孙森茂花园与廉方寓,日久宣传革命”。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能干什么好事呢?除了放言清谈东瀛见闻及反清排满道理,他们还翻印非法出版物《警世钟》、《猛回头》、《黄帝魂》等,相互传看,扼腕长叹。有时也借酒浇愁,一醉方休。诚可谓“雅兴忽来诗下酒,豪情一去剑赠人”。

斯情斯景,不难想象。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一盏洋油灯或素烛摇曳中,悄声诵读《警世钟》等木版印刷品,那是何等地激动而振奋啊。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膻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嗳呀!嗳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难道生来就是这么样吗?他们都是从近二百年来做出来的。莫讲欧美各国,于今单说那日本国,三十年前,没一事不和中国一样。自从明治初年变法以来,那国势就蒸蒸日上起来了;到了于今,不但没有瓜分之祸,并且还要来瓜分我中国哩!论他的土地人口,不及中国十份之一,但因为能够变法,尚能如此强雄。……

醒来!醒来!快快醒来!快快醒来!不要睡的像死人一般。同胞!同胞!我知道我所最亲最爱的同胞,不过从前深处黑暗,没有闻过这等道理。一经闻过,这爱国的心,一定要发达了,这救国的事,一定就要勇任了。前死后继,百折不回,我汉种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横绝五大洲,我敢为同胞祝曰:汉种万岁!中国万岁!

《警世钟》洋洋约二万言,势若洪钟,振聋发聩。人生忧患读书始。用当时传入中国的波兰裔哲学家叔本华的话说,“精神痛苦的程度随知识程度的提高而加剧。”看到这样的文章,莘莘学子,谁不热血沸腾!题目上标“最新新闻白话演说”,署“神州痛哭人著”。此人是留日的湖南新化人陈天华,两年以后的1905年12月7日,这位革命文豪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殉国,时年31岁。这个时候,花园山聚会已经解散,两湖党人首创的“抬营主义”已践行一年多了。

点子是侃出来的,一挠头,一拍腿,一碰撞,一颗火星就闪现于思想的夜空。“抬营主义”是谁提出来的?是吴禄贞、胡瑛,还是张难先?这问题已不重要。花园山聚会的重要成果是,这些忧国忧民的年轻人在遍寻答案后达到共识:自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到洪秀全,没有一支军队去推翻朝廷是不能改朝换代的。自立军联络会党后一时集聚了十多万人,力量不能说不大,且据鄂、皖、赣、湘等地,地域不能说不广。唐末明末义士揭竿基业也不至于此。为什么失败了呢?分析原因,会党聚集起来容易,一遇坎坷,散伙也非常容易,好比水入沙地,瞬息就没有了。革命举事可以约会党,但决不能依靠会党作主力。思来想去,傅慈祥在清军中联络以前武备学堂同学钮永建、孙武、艾忠琦等人策应倒是一个好办法。但为什么他们没有行动,因为他们是中层军官,上下掣肘,不能轻举妄动。

议到这里,大家豁然开朗:到新军中去运动,让革命党人混迹于普通士兵中,在基层发展势力,让军队“变色”,“慢火炖猪蹄”,让火先从底下烧起来,一旦举事时是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汉人多一个当兵的,满人就少一个当兵的;汉人多一个拿枪的,满人就少一个拿枪的。将来革命成功易,战斗少。吴禄贞当即拍板: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石破天惊,敢为人先。“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自加入行伍不可。”这一创造性的指导思想,为后来有组织有计划并成功地爆发武昌首义奠定了坚实基础。

花园山聚会时间不长,但形成一定的组织雏型。“耿觐文、万声扬负责日常联络事务,李书城秘密联络新军士兵,孔庚发行书报,朱和中、张荣楣等筹集经费。”“各省志士之至武昌者,莫不赴花园山接洽,而各同志之在营校者,亦每星期来报告运动经过及其发展之状况。”吴禄贞们也过于张扬,太把村长不当干部。据说到了炎热苦夏屋里坐不住、竹床阵在门口摆起时,他们还放映从上海买回的幻灯,根据内容大声解说,慷慨激昂。吴禄贞那抑扬顿挫的云梦口音,让不少打着赤膊的围观者如同听着教堂牧师的祷告。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张之洞又一次把革命的幼苗扼杀在萌芽状态。他运筹帷幄,派两湖书院教习杨传续去卧底。这位也有留日经历的杨教习很快侦知情况,还开列出20多人的黑名单。虽然聚众议论国是还没有到结社的地步,但长此下去酿成“洪杨之祸”也未可知,不能不防患未然。杀不得,抓不得,松不得,紧不得。怎么办?曾任两湖书院山长(院长)的湖北学政梁鼎芬向总督大人张之洞和代理总督端方的建议得到采纳,是年伏假结束,刚开学没几天,经心书院和两湖书院校董就分别宣布留学名单,那些常去花园山的二十几个危险分子被派往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等地,且船票已经买好,下午4时就从汉口开船,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激烈者派往西洋,纯谨者派往日本,故予与胡秉柯、贺子才、魏宸组、石瑛等,则派往德比等国,李书城(改名丁人)与胡炳宗、耿觐文等则派往日本。由是花园山之同志,风流云散。”(《朱和中回忆录》)

至于吴禄贞,他不久就被派了个美差,保荐到北京新成立的练兵处。这种釜底抽薪后的调虎离山,按武汉人的说法叫恭喜你远处发财。这样,张之洞除掉了心头之患,可保湖北至少有几年的安定。

花园山的法国梧桐开始大片大片地凋零了,曲折的石径上覆盖着枯叶,万木萧条的山上冷清了许多。

母亲·接阳·张难先

辛亥革命在这个城市留下许多故事和一些遗迹。从何处进入这个历史事件,就得找到一个口子。说来惭愧,我要跟辛亥志士拉扯上一点亲戚关系的,惟有张难先老人。

我的母亲是沔阳接阳张家的人,张家的谱名里含有金木水火土,如“鸿树煇均,铭泽本薰。”张难先本名煇澧,一般写作辉澧。我的大舅铭典是他的孙辈,有点文化,且功夫了得,徒手能对付四五个人,故在其府上做过保镖兼秘书。我的母亲本应叫铭德,不知为何叫了明德,许是参加工作后被人误写。1948年沔阳淹水,父亲母亲挑着一担箩筐拖儿带女逃荒到武昌,投靠我的铭友舅舅,住在复兴路。我的父亲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自沉之后,母亲支撑着带大我们五个,被乡亲们称为英雄。她的美德懿行源自家族教育。

庚寅清明过后我赴仙桃采访结束,乘便去了一趟从没去过的接阳——我母亲的诞生之地。听说我母亲这一支的张家老屋是四户头大屋,解放后的劫富济贫,分给贫下中农,这栋老房子最终不见痕迹了。接阳,已经看不到二三十年前的房子。但我毕竟来到了母亲的土地,我相信母亲在为我叫好。前几天,我在石门峰为她扫墓,今天,我来到了她儿时的生息之地。那尊精致的石鼓据说是原祠堂的旧物,我抚摸着它,就像握着母亲温润的手。母亲啊,您的少年时候肯定在这上面玩过吧。

张家祠堂的简陋不忍多看,里面空空荡荡,不过是摆着张难先的照片——那是全族的骄傲。墙上张贴着各地张姓为建祠堂捐资的功德榜,举全族之力建成的它竟不如旁边那间私宅,可见张氏尚没有扛鼎或血性之人,或许是世道真变了。

《义痴六十自述》一文是“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五日六其居士张难先述于接阳”,里面写道,他“1874年甲戌三月三十日卯时生于湖北省沔阳东乡之接阳。”在他的第一个本命年,张家祠堂是峨然耸立的。“1886年十二岁,从晓崧公读。是年余父身任建祠修谱之劳,族人往来者俱住余家,每餐常列数筵款之。父母兄嫂给餐供客,劳瘁无人状,予则任茶水役,常至鸡鸣就寝,如是者年余,一家无怨言。族党至今多知之……”读着这样的文字,当代人要汗颜。

以为就这样一无所获就要走了。张家的族长来了,张难先老屋对面其兄采轩的孙辈媳妇也来了,带我去看从远处找回的两块碑,在蚕豆和油菜地里。碑文:“中华民国十八年夏清故显考张公讳鸿猷大人之墓孙权澧松敬立”,右边的残损碑是他们同时为“妣张母许老孺人”立的。与张难先一起立碑的是堂兄弟而不是亲兄弟,说明他们祭拜的仍是同族祖辈,而不是张难先的亲祖父。

上世纪的第一年,张难先才第一次离开接阳。而立之年,张难先第一次到了省城武昌。《义痴六十自述》中记载:“1904年三十岁,赴省……来匿吴君禄贞处。与语大悦,商进行,瑛曰:此时非运动军队不可!余韪其言,于是同入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工程营在湖北新军中最有名,士人从军者,有荆州朱松坪元成,黄陂雷日轩天壮、陈桂仙教懋,浙江毛善如复旦,安徽陈从新等,先在予等进营,尽心联络。”“由季芗(欧阳瑞骅)租魏家巷屋作社址,定名曰科学补习所,以掩官厅耳目。”由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此后的1922年,张难先“九月奔三弟竺轩丧旋里”。1933年“十月廿二日,同聂君松翘回沔。因予十年未回家,去年虽佐县长驻仙桃镇月余,以事忙未到老家接阳,故今特归扫墓,并欲为桑梓略尽绵薄。抵沙湖,正街尽成荆棘,寒心。廿三日至接阳,即晚家祭。廿四日扫先父母墓。十年游子,祀典久缺,怆然涕下。廿五日,存问乡邻,并约兄弟子侄叙阔。廿六日扫祖父母及胞兄弟等墓,并探亲旧。廿七日,到马家扫吉庵师墓。予从吉师久,没时予在外,故特扫墓以致忱焉。廿八日,集村中妇女讲话,以后即在县城及各区演讲,借增乡人知识,使能应付艰危以图生存……”

“集村中妇女讲话”,那时我的母亲,还是被人唤作卯姑的她,正年方二八,是否也挤在姐妹婶娘中间听过了难先爹爹的讲话?我想是可能的。母亲,我的豆蔻年华的母亲,您的灵魂一定还在这田间地头。让我为您放一挂鞭吧!让我在烟雾中与您相会!您的儿子为您合十静默,从心灵深处把您呼唤。

那不知是否张难先最后一次回到接阳。“予此时为堤防会议回沔,又值长嫂胡夫人七旬生辰及孙铭盘花烛之期,淹留故里,将近一月,即此稿而整理之。姑至此告一段落也。”

我也是近六十岁来到接阳的。我没有自述,只有对外婆家乡的冥思与缅怀。眼前,有一座桥,桥下是通向沔城的通州河。我想我的母亲曾经在河边洗衣洗菜,她的脸庞,像这水波一样倒映着黄花,笑意嫣然。接阳!母亲的接阳啊,您的痕迹一点也找不到了,我们的灵魂何所归依?此刻,我多想在您的怀抱里痛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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