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战场先武昌，后汉口，隔江过河，逆时针方向转到了汉阳，一个镇也不拉下。

阳历10月一过，天气有些冷了，晴川历历汉阳树，落叶飘零。

清军夺得玉带门及长江几个渡口，把整个汉口占了。当时，黄兴像黎元洪一样手刃退兵数人，仍不能挽回颓势，不得已带领军队、枪械粮秣从硚口码头撤到汉阳。历时14天的汉口争夺战就这样以湖南人黄兴来作收场了。

汉口的失利使黄兴的声望大损。这不知是黄兴的第几次失败了，屡战屡败是他的命运，屡败屡战是他的精神。他毕竟是革命党人的领袖，也是能够打出的底牌。气可鼓不可泄，11月2日一般同志开会，居正提议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可以兼领湖北湖南两省，节制各军。这实际上是恢复分设两省前的湖广建制，跨省行事。并认为黄兴的资望足以号召全国。吴兆麟首先就表示反对，这样黎元洪的位子往哪搁？宋教仁说，你们不要争吧，江那边的火烧得那样地大，炮放得那样地凶，恐怕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岂不为敌人所笑。黄廑午此来是为奋勇杀贼而来，不是来争权位的。于是大家复议，推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各省军队，均归其节制调遣。

汤化龙提议，上次黎都督任命战时总司令，因为战事拖累，只是行文而未举行仪式，略显草率。现在大家都在武昌，请黎都督再举行一个仪式，将委任状亲手授予战时总司令，以示慎重。黎元洪对此当然满意，由自己设坛拜黄兴为将，我是主，他是次，军政府都督的位子就无人撼动。便趁热打铁说，战时总司令官虽有汉口失利，但责任不在他，他接手时汉口战事已是难以挽回。黎菩萨这话说得何等厚道，还说危难深重之际，克强能接受湖北父老重托实在是令人感佩。军政府应认真办好此事，请吴兆麟主持一切。

这次拜将设坛与10月17日军政府请黎元洪祭天登坛在同一个地方，但坛比上次要低而简陋，场面也不及上次隆重。拜将台的地点一说在后来的阅马厂喷水池处，不是现在立碑所在地。王振民在《参加独立将校决死团经过》一文中说，拜将台是“在鄂督府前阅马厂的土岗子上，用杉木搭起一座正方形的将台，四面遍插十八星军旗，中间悬挂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

解放后定名阅马场的拜将台历经百年，屡经兴废，由木质而石质，由粗陋而华丽。终像一柄剑，直指苍穹；亦像一根针，扎在武汉的穴位。这公元1911年的黄兴拜将台与公元前206年的韩信拜将台一水相连，一脉相承，其精神皆是“吾将取而代之”。最近的一次装修把拜将台移动较远，应该跟原咨议局大楼仍保持在一条中轴线上。辛亥首义铁血博物馆（筹）自命馆长沈汉生曾披露：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你知道红楼和拜将台之间的孙中山铜像不在中轴线上，而居偏右吗？这是为什么？它的左边应该还有一座铜像，那将是谁呢？谁能与之比肩？

这个秘密不是后来人谁都知道的，但阳夏之战的失败当不是秘密。

42.黄兴拜将与湘军来援

黄兴拜将成为阳夏保卫战的一次誓师和转折。

黄兴在汉口作为事实上的防军总司令抵抗北军四天四夜。虽然尽了最大努力，汉口还是失守了。许多同志“以克强在汉口巷战数日，纯持革命党资望号令各军，终有名不正则言不顺之感。故各军有不受命者，克强无法驭之。今势必守汉阳，又非克强不胜任，若督师无名，则危险实甚。”于是，黄兴的地位安置就成了民军面临的问题。黄兴由沪赴汉途中，曾在船上对同行的田桐等人说：“黎元洪本非革命党人，我到鄂后，必须取而代之，且称两湖大都督。”可见黄兴是希望从总体上全面领导武汉革命的。

11月1日，湖北军政府内部就黄兴的位置安排问题展开了讨论。黎元洪、汤化龙、胡瑞霖等人当然不希望黄兴高高在上。《新生月刊》曾有一文载：孙发绪曾对黎元洪等人说，“此事不难，驱黄出省可也。”黎曰：“今日才迎，怎好便驱？纵驱之，其如黄不去何？”孙曰：“可用阳尊阴逐之策，请都督仿汉高祖登台拜韩信的故事，于明日就都督府前坪（阅马厂）高搭将台，……拜授黄为战时总司令，请其率师北伐，并于汉阳设置战时总司令部，迨登台拜礼毕，即送黄渡江就职。这么一来，黄兴即被逐出于省垣了。尔后战争若利，则黄率师北上，自然离鄂日远。战事不利，则军法所在，纵不便持法相绳，黄亦无面见江东了。”黎重光在《回忆我父黎元洪二三事》一文中说：“都督府对黄兴应采取什么态度，大家曾进行商议。胡瑞霖出了一个主意，用汉高祖‘登坛拜将’的仪式，由都督请黄兴任总司令，大家都同意。”（《辛亥革命回忆录》）

关于登坛拜将情形，胡鄂公在《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中记载最详：11月3日上午，“雨霁风清，朝阳光辉。”在早上6时以前台“已筑成，高可一丈，纵横约四丈余，坛上置一案，战时总司令之印信、令旗、令箭咸在其上，坛后立二柱，扩张长方白布一方，上书战时总司令五字，坛之四角，树立军旗，威严整肃，得未曾有。步兵约一标之众，已先集阅马厂四周，各军官长，均已到场。约少时许，军乐队亦至，文武威集。有顷，都督与黄兴并辔由都督府出，一时军乐队大作。各长官各队伍均举刀举枪致敬。都督及黄兴升坛后，乐止”。

“本都督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及全国军界袍泽，特拜黄君兴为战时总司令，于本日此时就职，率我军民推倒满清恶劣专制政府，光复汉族，建立良善真正共和，共谋人民福利。我将士皆当诚心悦服，听其指挥，群策群力，驱除鞑虏，以卫国家。中华民国幸甚，同胞幸甚。”天阴沉着，武昌阅马厂旗旌猎猎，鼓乐阵阵。黎都督的口音早已不是黄陂腔，使宣读更显隆重：“中华民国军政府委任状，兹任命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官，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黎，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三日。”身着黄呢将军服的黄兴登坛站在“战时总司令黄”大旗下，接过黎都督授予的委任状、战时总司令印、令箭，不胜恭谨之至，这是他空前绝后的一次，为万众瞩目、历史铭记。

迎着初冬的寒风，黄兴慷慨陈词：“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无知虏廷仍未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敌，我辈宜先驱逐在汉口之清军，然后北进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今天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我为战时总司令，责任重大，实难负荷。但大敌当前，不敢不勉。因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艰苦奋斗为己任，兄弟愿从黎都督与诸同志后，直捣虏廷，恢复神州，虽捐躯献身，均所不惜。”

作为仅次于孙文的革命领袖，黄兴到汉后任职民军领袖是有资格的。台湾《革命思想月刊》曾登文章：“黄兴以同盟会实际之副领袖身份，且以黄花岗之役英雄之盛誉，赴汉督战，无论人、地，本极相宜，盖一则黄兴与两湖革命党人有历史渊源，新军将士均仰慕其威名，二则黄兴与各省均有联络，易于促进响应，三则黄兴与海外及日本志士早有接洽，且有日人萱野长知等莅汉助战。”另外，据与他并肩作战的李书城讲：“黄先生在日本代理同盟会总理时，中日陆军留学生的人员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陆军士官生有五十七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黄兴将他们组织成丈夫团。“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较高的威信。”

这次登坛拜将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了黎元洪权力的集中扩大。“汉阳失守，黄兴即无权指挥军队，当时如果多数同志反对委任，就不会是由黎委任的。后来黄兴离鄂，都与此事有关。”另一方面也加强黄兴的军事指挥权威，便于同心协力“驱除鞑虏”，“建立良善真正共和，共谋人民福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振奋士气的作用，“这时，黄氏声望，如日月冲天。”“颇有汉初‘韩信拜将，一军皆惊’之慨”。（《黄兴传记资料》）

黄兴被黎元洪抬举到这个份上，武昌是不能停留了，当晚即与总参谋长李书城等同赴汉阳，先在城北伯牙台设总司令部，这里离前沿太近，时常有敌方炮弹射至院内（也可能那里太荒疏，连吃饭都是问题），次晨移往西门外昭忠祠，并设总粮台于归元寺。手中兵力只有蒋肇鉴的步兵第一协，原协统宋锡全带队去湖南后，留在汉阳的仅剩一营人。

就在清廷电令荫昌“收复武汉”并调兵赴信阳的10月最后一天，黄兴设总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之际，新创刊的《中华民国公报》托名发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布告，号召各省同心戮力直捣黄龙府；并开出赏格“如能取得瑞澂荫昌以及张彪首级来献者赏银一万两”，这显然是一种攻心战。随后的11月2日至15日均无剧烈战事。这时的朝廷，已下罪己诏以缓解民意，在各地纷纷***的情势下，对湖北尤其重视，先钦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回京组织内阁，清廷又在一周内先后改命魏光焘、王士珍、段祺瑞、段芝贵暂代或署理湖广总督，显得有点手忙脚乱。据当时张贴在汉口街头的布告，冯国璋被标以“湖广总督”。袁世凯赴京前在孝感收到刘承恩送来的黎元洪亲笔信，立即给冯国璋发电报约束他行动，同时给海军统制萨镇冰发电文：“黎元洪有就抚之意，前请舰队攻击之事，姑缓谋之。”战场故暂时沉寂下来。

双方都在休整，像两头猛兽在喘息，舔舐伤口；同时也调兵遣将，以备再战。

湘军第一协统王隆中率部一标从湘江、洞庭湖、长江一线水路开来，先头部队11月3日抵达武昌。这是一场及时雨，也是一支生力军。“湘军士兵都不过三十岁左右，军容甚壮。每人都有一支长枪，装有刺刀，身上还背上一把大刀，大刀都有红布裹缠。每个人都以黑布缠头，足登草鞋；这种草鞋系由布条和草绳编织而成，经久耐穿，听说都是士兵们自己编织的。”（沈铸东语）据将校决死团王振民回忆：湘军的装备，都是穿对襟的中式号褂，头上打黄布或蓝布的包头，赤脚穿草鞋打裹腿，其形象颇似旧剧“铁公鸡”戏内人物的打扮。但每个战士都是精神奋发，雄赳赳，气昂昂，没有三十岁以上的人……个个都生龙活虎。武昌人民看见来了这多的队伍，个个头扎英雄结，青绉纱裹头，身着蓝色新军制服，看上去就像戏中的黄天霸或武松，大有“还我汉家衣冠”之意，甚是好奇。全城军民兴高采烈，意气洋洋。

黄兴召开军事会议，规定各部防御区域。以步兵第六协驻扎七里庙，以第十标驻扎归元寺附近，作为预备队。湘军第一协统王隆中率一标往汉阳十里铺驻防。随后湘军第四协统甘兴典亦带兵来援，军政府立即给他们发枪支弹药，派驻汉阳西门外。这是抗战之前的第一次“保卫大武汉”热潮，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分两批到达武昌，新洲仓埠人徐源泉也在其中，充当志愿者。日本浪人大元、后来的名将程潜也来军中任前线参谋。清军方面，汉口兵力还有一万多人，增援部队约五千人陆续到了黄陂祁家湾，又有步队约一标由信阳南下不日抵达汉口。

据《武汉战纪初稿》载，11月2日情报：“据探报，袁总督带大部队伍于明早上午十时到孝感。又探悉，敌军驻汉口之地点，一、贫民工厂；二、观音阁；三、满春茶园；四、硚口；五、签捐局；六、张美之巷；七、水塔前；八、刘家花园；九、大智门；十、玉成公司；十一、老打球场；十二、火车站；十三、跑马场。另派有一支队经蔡甸续行南进，并在汉采办番布及架桥材料，为渡襄河进攻汉阳之准备。”冯国璋既然把主力投入西路，那么汉口的兵力必定空虚，这不正是反攻汉口的绝好时机吗？知己知彼之后，黄兴那颗好胜的心开始跃跃欲试。

十里铺离司令部昭忠祠不太远，黄总司令前来视察时，王隆中表示湘军第一协全体将士积极要求参战，进攻汉口。他说，我们在长沙听说湖北以一个省的力量和满清朝廷抗争，就努力请战要来湖北。那时长沙正在扩兵，许多目兵被提拔为军官。哪个士兵不想当官？这可是做梦都想的，可是宁可不当官也要来湖北打满清。他还念了一段焦达峰宣读的援鄂檄文，“灭此朝食，与诸君同为黄龙之饮；建兹民国，俾万邦共睹赤日之光。”看到来自家乡的湘军士气旺盛，黄兴也有点情绪膨胀了：有两湖人的这种精神，还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实现同盟会的主张？听说湖南来了两协援军，防守汉阳的士兵大为兴奋，也以为转败为胜的时机到了。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黄兴缺乏应有的清醒。他认为：满清方面在武汉地区投入的兵力有第四镇、第二镇和第六镇各一个混成协，共3万多人；其中在汉口刘家庙至硚口一线的有万人以上。上关、花楼、赫山对岸，均构有地堡；沿江设有炮位，冯国璋的司令部设在汉口大智门。他们装备精良，受过长期训练，军事素质好，无疑占有优势；但就全国来说，已经有许多省份响应武昌起义，满清朝廷陷入四面楚歌，军队士气已经十分低落。革命军在汉阳的兵力有鄂军第一协蒋肇鉴的一千余人、第四协张廷辅二千多人、第五协熊秉坤二千六百余人、第四标胡效骞一千二百余人，加上炮队、工程队约一万余人，再加上新来援的湘军，总数在二万人左右。不足的是装备较差，新招来的士兵占六七成，没有进行正规训练，惟有突出优点就是士气高昂。好在民军控制了江面，渡江船只都在武昌、汉阳，补给也比较容易得到保证。在武汉三镇，汉阳地势最高，龟山的火炮可以控制整个武汉。若在用兵上指挥得当，保卫汉阳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军政府军务部和参谋部的同仁不是不知道，湖北方面以为王隆中湘军第一协有四五千人，实际只有一千七百多人，武器也只有步枪。本来有几挺重机关枪，却因行程匆忙，留在长沙没有带来。甘兴典率领的湘军第二协由巡防营改编而成，绝大多数是未经训练的新兵蛋子，几无战斗力，连王隆中也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

副参谋长吴兆麟表态说，我们仅凭现在的力量还不能进攻汉口，敌人虽然没有增加新的军队，但是在大炮等兵器上还有所加强。我们若进攻汉口，即或打下来也难守住，哪里谈得到北上幽燕？蔡济民说：现在各省响应武昌，对满清朝廷宣布独立的省份日益增多，全国局势对满清朝廷更是不利；见湖北危急将派兵援鄂的不在少数。我们不急于打汉口，大家集中精力保汉阳，静观事态变化而待援，汉口迟早是我们的。被任命为龟山炮兵指挥的程潜认为，“最好是利用长江天堑和各省响应的声威，作防御中的攻守准备，使敌人不敢越襄河一步。”

王隆中听到这里就不耐烦了，说出了他的“隆中对”：满清北洋军队有几个镇，现在只来了一镇两个协。我们应该趁其后续兵力还没有到的时候迅速进攻，否则将错失良机。见湖北人赞成他意见的不多，王协统就对黄总司令说：我们湘军不愿意在这里陪你们耗时间防守待敌，假如你们再不决心转入攻势，我会向黎都督报告带队回湖南，一走了之。甘兴典也很会说：武昌首义成功引发全国响应，若我们收复汉口挥师北上，燕赵党人势必冲破压制而箪食壶浆，黄龙则可以一鼓而下。黄兴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前你们湖北人持重，埋头苦干，在国内另辟革命道路，点滴积聚革命力量，终于一举起义成功，令人钦佩。现在武昌首义成功，各省响应，再继续固守稳重二字就会错失良机，贻误战机。李书城等人也打抽伙说：兵不在多在精，还有兵贵气旺。现在湘军第一协是久经战练的老兵，他们士气之旺、求战之切都是极难得的。只要我们计划周密，将湖北革命军中精锐部队派去协助，收复汉口应该有把握成功。加之11月6日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的消息传来，党人万分愤慨，纷纷主张速战。

43.两军相遇勇者没胜

打回汉口去的呼声如此之高。11月13日晚上，黄兴要李书城等制定了反攻汉口的作战计划。第二天上午黄兴指示各队作战前准备：步队第四协协统张廷辅准备船只及大小火轮，即由原阵地准备渡河，向汉口市街攻击；步队第六协协统杨载雄准备小火轮及民船，由汉阳东北岸前进，向汉口龙王庙登陆，攻击敌人左翼；工程第一营管带李占魁去东亚面粉厂附近侦察渡河点，准备架桥材料，架设桥梁；湘军第一协同第二协及步队第五协、马队一队、炮队两营、敢死队一营，准备渡桥攻击。这时，战时总司令部秘书长蕲春人田桐将新收到的一封电报递给黄兴，原来是上海起义成功，陈其美当了上海都督。黄兴大声宣读这个好消息，认为这时正是攻敌之良机！“兵贵神速，我早已做好准备，我负责任，决心在我，无论何人不得干涉。”日本人大元也附和说，汉口清军，兵力较民军薄弱，不难击灭。

11月16日，反攻开始了。早上7时，黄兴派骑兵队队长王作宾率兵一排搜索敌情；派朱树烈率领便衣侦探、间谍乘船到汉口租界登岸搜集敌情；又派敢死队长方兴率领一队士兵，每人携带手枪，也乘船到汉口租界登岸潜伏，准备傍晚到大智门车站附近扰乱清军。下午2时，接到各路侦探、间谍报告，汉口的清军没有什么异常动作；选定五里墩和南岸嘴两处架设三座桥以备渡河。下午4时，民军的炮队在汉阳兵工厂附近及龟山先后开始射击。随即汉口清军炮队进行还击。两岸双方阵地炮弹爆炸腾起烟柱，细雨中饱含着消散不开的硝烟。

刚过小雪三天，天黑得早，晚上8时左右黄兴得到工程营报告，架桥工作已完成，便立即下令10时开始行动。据黄冈人万耀煌记述：由汉阳出发，阴雨泥泞，至琴断口，天已昏黑，浮桥不平，夜间不易行动。时工兵司令某君焚民房一栋，照耀渡口，部队渡河后，秩序大乱，行动均离建制。道又泥滑，天又昏黑，衣湿腹空，军纪荡然。沿河村落，均为士兵焚火烤衣，直至罗家墩，均是如此。克强先生与参谋长李晓垣先生和二日本人，在一小室内煤油灯下，按图讨论，曾决定退却。

当晚10时30分，在龟山炮台一阵大炮轰击后，王隆中部一个标过河上岸，清军竟然毫无觉察。原来这几天连日阴雨，天气寒冷异常，哨兵竟然躲进民房内烤火取暖。直到民军进入阵地内清军才从睡梦中惊起，有的来不及穿棉衣披着棉被逃跑，造成秩序大乱。到12时王隆中的主攻队就占领了居仁门一带。王隆中立即将部队分为两队，一队追击退却的敌人，另一队则袭击敌人右翼部队的侧面。到后半夜2时，王隆中部就打到歆生路一带。清军在这一带兵力分散，根本无法组织抵抗，纷纷向刘家庙方向退却。慌乱中把水塔到招商局码头一带的炮兵都丢掉。

杨选青（一说此前因结婚误事而被正法）部第十一标在南岸嘴却很不顺利。船还没有到岸就被清军哨兵发觉，遭对岸机关枪队疯狂扫射，不能渡江上岸。到11时，步兵第四协在南岸嘴到高公桥一带向对岸猛烈射击，满清军队的火力被压倒。第七标第一营管带李国栋率领该营由南岸嘴渡河。船只靠近对岸后士兵纷纷下船登岸，河堤坡陡湿滑，艰难上爬时突然遭机关枪射击，民军死伤一百多，无奈中只得退回来。17日凌晨，第四协统领张廷辅派第七标统带胡廷佐率部由南岸嘴至高公桥附近渡河，强渡几次都被清军机关枪阻挡，死伤重大，无法上岸；第六协杨载雄见第四协不能登岸，也不敢渡河。

有无机关枪几乎成了胜负的决定因素，清军从北京运往武汉的克虏伯机关枪是最新的快速射击武器，每分钟可发射600发子弹。在没有机关枪的情况下，王隆中部孤军深入的结果可想而知。汉口街道错综复杂，在四官殿及黄陂街一带，清兵一千多人躲在屋内从后面袭击，造成王隆中部前后受敌处境困难。黄兴得到报告，命令湘军第二协赶快上去保护王隆中部的后面。出乎意料，湘军第二协多半是新兵，没有进行严格训练，不懂得军中纪律。渡河后因冬雨寒冷，许多人跑到民房中生火取暖，统领甘兴典根本没有办法集合队伍。这时后方把饭送到，听说饭来了，士兵不等命令蜂拥而上，长官不能约束，随即战地陷入混乱。前面的士兵看见后面突然混乱，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遂有一部分人后退，像多米诺骨牌的倒掉。驻刘家庙的冯国璋预备队这时赶到，趁乱用机关枪猛烈扫射。湘军第二协顿时慌乱，溃不成军，真是兵败如山倒。黄兴亲自带学生团及司令部的同志向前堵截，在气愤中亲手杀了几名逃兵，也没有制止这场变故。

黄兴见右路渡河迟迟不能按计划进行，预备队湘军第二协还没有与敌交锋就自乱，使阵线动摇；炮兵阵地远在汉阳，赫山、大别山各炮队的射击已经效果不大，对敌人的机关枪已经很难压制，不能援助前线，不得已下令退回汉阳再图恢复。黄兴命令第一协派步队两营占据居仁门一带断后，并收容落后人员；命令各军整顿队伍依序渡河。此前黄兴为激励将士一往无前，取“破釜沉舟”之意，曾拆去一段浮桥。渡河时湘军第二协新兵不服从指挥，争先抢渡将五里墩两道浮桥压沉一道，落入汉水中淹死的不少。据李书城回忆，“我与黄先生在将到日暮时，踏着泥泞道路后退。黄先生身体肥硕，行路很吃力，由人扶持步行。我由广西干部学堂湖南学生首斌沿路搀扶，一步一滑，直到天黑我们才回到汉阳。”

通观此战，黄兴于黑夜之中出敌不意渡河反攻，冯国璋毫无准备又中枢空虚，竟毫无还手之力。民军乘机猛进如入无人之境。如此好的军事态势却功败垂成，盖因新兵误事，说明兵在精而不在多。民军在混乱中撤退时，冯国璋没有趁势追击，以为是黄兴设下圈套，竟命令各部队不得轻举妄动。功败垂成，就在这细微毫厘之间，可叹可惋。

晚上12时，得各部队报告，此战军官死伤五十七员、兵士死伤七百九十二名，失去山炮十八尊、步枪六百余支、子弹约二千三百余箱（千粒一箱）。敢死队长方兴报告，该队死伤20余人，日本人大元亦阵亡。黄兴一身疲惫地回到昭忠祠司令部，万念俱灰，几欲***，经左右劝解乃止。

为配合汉阳反攻，武昌军政府方面并非无所作为。11月19日，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采纳副参谋长吴兆麟建议：武昌民军联合海军对汉口取攻势，敌分兵应战，则汉阳之危可解。21日晚上，黎元洪向民军发出命令：陆海军并进，由青山附近渡江，先占汉口谌家矶，然后向刘家庙满军施行攻击。起义海军由汤芗铭、杜锡圭率领海容、海筹和水雷艇湖鹗自阳逻上驶，在黄鹤楼江面卸下军械返航时，与北岸汉口清军发生炮战，致敌损失甚大。不料，负责由武昌渡江袭敌的第三协统领成炳荣竟是个昏聩的酒徒，22日晚他因豪饮大醉，没有率部出发。第三协在海军掩护下登岸汉口，行抵三道桥时，遭清军猛烈开火。民军立足未稳，沿原路乘船退回青山。24日，军政府复令成炳荣部由天兴洲五通口进攻，在三道桥附近芦苇丛中与清军相持三个小时，牺牲三百余人，只得再返回青山防地。从青山渡江偷袭汉口开辟第二战场未尝不是一着好棋，可惜因用人不当而功亏一篑。

此战暴露出黄兴的有勇无谋，所言“恢复之功，当在旦夕”实乃书生意气。孙武秘书高筹观说过：时我军以全力注汉阳，汉阳一隅兵有八协之多。公忧曰：兵贵精不贵多，将贵谋不贵勇，汉阳不宜多兵，且其不善展布，殊非制胜之道。某某固不知兵，某某固有专学者，亦何不策乃此。黄兴落得“不知兵”毁名，他身边的参谋人员亦难辞其咎。李书城多年后深刻检讨：

这次进攻汉口失败，不仅暴露了我军的弱点，也使敌人轻视我军，加强了敌军进攻汉阳的企图。这是因为我在战略战术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所致。从战略上说，我军若不进攻汉口，敌人是不敢轻于进攻汉阳的。因为汉阳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并且作了些夸大的宣传，使敌军望而生畏。且敌我两军隔河对峙，船只都靠在我方河岸；敌若渡河攻坚，地势于我有利。我若坚守汉阳，可争取时间，得到更多省份的响应和所派援军的支援。如果这样，汉阳是尽可不失的；从战术上说，我不懂得兵士是作战的基础，未查明军官和士兵的训练程度，只照书本上的作战公式下命令，结果三路进攻的负责军官一个被撤职，两个被处死。士兵不仅在战场上死伤了很多，而且在退却途中并无敌军追击，落水而死的亦竟达数百人之多。敌军是素有训练的北洋军，我以初成之师与之作阵地战，真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犯了军事上的大忌。进攻汉口的失败，又引起了汉阳的失守。我对这两次战役的失败，是应该负重大责任的。因我的作战计划错误，使黄先生受‘常败将军’之讥，使革命形势受到挫折，我至今犹引为遗憾。

像李书城这样发出叹惋的不乏其人。今人冯天瑜曾著文介绍吴兆麟：

其军事才干为鄂军各标营知晓。武昌首义，以‘不得滥杀’、‘服从命令’相约法，显示了卓越的军事组织才能。汉口失陷后，关于如何有效抗击清军，在战术思想上吴兆麟与黄兴颇有分歧。黄兴主张全力收复汉口，不肯分散兵力。时任参谋部长的吴兆麟则以为反攻汉口不妥，也不同意将民军两万多人摆在汉阳一地，而主张派兵分守汉阳蔡甸等地。如果当年战事，依吴兆麟计划进行，不强攻汉口，而固守汉阳龟山一线的同时，将防御扩大到蔡甸，阻止北洋军队从蔡甸渡河包抄，阳夏之役或许是另一种情形，而如果汉阳没有失守，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也不致甚嚣尘上，南北议和或许是别种结局。

44.汉阳激战十天十夜

汉阳琴断口有一条小河，现在已消失得只剩约一公里多。它原是汉水故道，后成为汉水下游的最后一条支流。百年前，由这条琴断小河可以坐船通过墨水湖诸湖直到汉阳城南江边。琴断小河是汉阳西部天堑，仅有由三眼桥扼守的一条旱路。由于北洋军队从蔡甸迂回来攻汉阳，三眼桥一带成为民军保卫汉阳的第一道防线。

进攻汉口之前黄兴已将部队部署，从汉水入长江的南岸嘴起，一路向西沿汉水布防直到琴断口。琴断小河是防守的重中之重，在河东汉阳一侧派有军队防守，防线沿琴断小河南行到龙阳湖北岸折回向东到扁担山。民军汉口受挫，桑榆既失，晚霞难收，只有退而求其次，以残兵死守汉阳。黄兴派人到汉口购买十多万条麻布口袋装土作掩体，让洋行商人很发了一笔国难财。汉水沿岸撒满铁丝网和鹿砦，三眼桥及重要路口也不忘埋设地雷。民军自南岸嘴至锅底山排有重兵，自锅底山向西则兵力明显不足。

11月18日起，清军在汉口东亚面粉厂附近建炮垒向汉阳射击。19日，王占元部自南岸嘴至油厂向对岸发起佯攻，同时有诸兵种齐备的约二千多人马，从孝感南下在新沟架桥渡河抵达蔡甸，设司令部于乐善堂，在城头山构筑炮兵阵地。黄兴派湘军第二协一个标赴蔡甸阻敌渡河，在三眼桥、仙女山附近抢建防御工事。军政府又加派黄申芗一标增援。11月20日，清军从汉阳三眼桥附近之蒋家渡、琴断口对岸之舵落口发动攻击。民军马队第二标第二营管带祁国钧苦战负伤，所部亦伤亡甚众。黄兴命湘军增援，王隆中部竟以疲劳过甚，抗不受命；民军中更有人充当奸细，将地雷引线剪断插上清军旗号；炮四标暗与通敌，反炮轰击。这时，湘军二协均撤离前线，大部分渡江到武昌。“到24日正午，三眼桥及周围的仙女山、美粮山、锅底山、扁担山、磨子山及汉阳西边的各个要隘皆不可守。”一一被清军占领。

“鄂渚蒙蒙烟雨微，女郎魂逐暮云归。只应常在汉阳渡，化作鸳鸯一对飞。”（唐代诗人刘禹锡）米粮山（又称禹粮山、女郎山、美娘山）北临汉水，与诸山逶迤相连，为汉阳西南屏障。原来山高坡陡，后来因长年开山采石而日渐削平。

丁格尔曾报道：

“这些地方是汉阳大战的战场，革命军在这里占领数天。在山上、湖泊周围安营扎寨，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天然要塞。就是在这儿，革命军凭着无畏的勇气同敌人战斗，这种勇气远胜曾令世人难忘的日俄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勇气；就是在这儿，数天之内，在最前沿的阵地上，他们被汉水那边的子母弹和来复枪驱逐回来；就是在这儿，当战斗似乎败局已定时，他们仍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猛攻；就是在这儿，几标营的清军一次又一次拼命突围，又被无望地包围，最后仅少量的军队撤退；就是在这儿，当清军在水泊平原上安营扎寨时，山上密集的炮火同时向他们攻击。总之，这四周的山肃穆地仰望苍天，好像在默默地诉说那些英雄的故事，怀念那些被自己同胞残酷地折磨而死的人。但也是在这儿湖北人和湖南人发生争吵（指湘军退出战场）导致了汉阳的陷落，除此之外，没别的原因，因为这个地方是坚不可摧的。”

现在，十里铺与赫山一线成为最后一道屏障，战斗的胶着状态没有两天。26日，清军由花园进攻十里铺，正面用大炮密集射击，迫民军后退，且派奸细贿通民军赫山炮队，赫山因而失守。民军第三标管带王殿甲阵亡。下午五时，清军已越过十里铺一线……

赫山紧靠汉水，因后来不断炸山取石矮小了许多，对岸是当时新建的既济公司宗关水厂。汉水边的赫山自然山体，山石非常坚硬，如钢似铁。这里有村庄地名叫兔子嘴、曹家碑等，人烟稠密地覆盖了山体，再不为人们记忆它曾经的“赫山保卫战”。

前线告急，黎元洪曾派人携50万元和几十担酒肉犒劳退回到武昌两湖书院的王隆中部，并请他们速回汉阳。王隆中生性好酒，喜欢杀人。开到武汉后不久，杀掉的俘虏、汉奸就有七八十人。这时也英雄末路，跪下磕头，请求让他的连续激战9天9夜的队伍休息几天。黎元洪再派谭人凤、李国镛前来劝说，李国镛甚至长跪以求。黎元洪还亲自来敦请过。结果湘军最后还是人心哗变，半夜在鲇鱼套征用民船回返湖南；甘兴典部也向汉阳鹦鹉洲方向撤走。对于湘军此举，有人痛骂王隆中和甘兴典背信弃义。倒是蔡济民还算体谅，他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王隆中他们抛妻别子，舍弃升迁来武汉和我们并肩作战。半个多月前他们到武昌时人强马壮，而现在多少湖湘子弟捐躯湖北，活着的人没有不身披创伤血洒武汉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血肉之躯，青春年代，生死相许。我们湖北人应该世世代代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既然你无情我亦不义，湖北军政府急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要求严惩王隆中和甘兴典。甘兴典在岳阳被捕正法，王隆中闻讯逃匿，下落不明（有的说被斩杀）。

这时，另一支湖南援兵到了，湖南协统刘玉堂率步兵一协前来接杀一番。救场如救火，此刘玉堂非汉口青帮的彼刘玉堂，他一来就上阵，坚守磨子山两日，英勇战死，喋血汉阳。这是阳夏保卫战最后一支援兵，虽然于事无补，但可以表明湖南人一衣带水的情谊和同赴国难的决心。

万耀煌在光绪三十三年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投到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当兵，他在辛亥革命50周年回忆汉阳保卫战时说，

汉阳位置最大的弱点是通往蔡甸这条平路。如由三眼桥攻击汉阳，须经过扁担山。这地区山很多，防御本来比较容易。但我们的新兵攻击固不行，防御也很困难。他们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装备也实在不及人家。敌人的主力如果由蔡甸—三眼桥向汉阳这面进攻，另外由汉口从琴断口渡河来向我们夹击，再又从兵工厂这边攻过来，几方面同时攻击，我们防守相当困难。……这条防线是当时最大的弱点，总算我们肯拼命，几昼几夜的防御，使敌人的进攻并不太快，但我们的牺牲却很大。

万耀煌还讲了一段战时故事，以说明当时的艰苦情形：

克强先生身边的参谋都很劳累。有一天吴兆麟来武昌，要参谋部副部长杨玺章到汉阳去帮忙，说他几天几夜下命令指挥部队，已经很疲倦，非休息一下不可。杨玺章说：“我也很疲倦，才刚刚从青山回来，你一定要我到汉阳去作什么?我不去!”吴兆麟把手枪掏出来说：“是怕死吗？怕死，我就打死你!”我看情势严重，急忙把吴兆麟的手枪拿下来。杨玺章看见吴兆麟的手枪拿下来了，就说：“你这样是强迫我。你强迫我，我更不去!”他们本是好朋友，也都是参谋班的同学，这简直是开玩笑。吴兆麟说：“你去，也没有多大的事，只是替克强先生下下命令。”我一直在劝解他们，我说：“我陪他一起去好了。”杨玺章说：“畏三不去，我也不去，我一定不去！”兆麟没有办法，只有答应同着一道过江去。于是我们再加上晏勋甫，四个人一同去汉阳。我们到达十里铺总司令部，已是第二天中午。这时张振武已经开始攻击，不甚得手，敌弹已打到十里铺。杨玺章要出去看一看，刚刚走出司令部几步，一颗子弹把他的小肚子打穿。很奇怪，他竟一直在笑，大概子弹扎中了他的笑神经。还没有把他抬到汉阳西门，就死去了。杨玺章原是马队第八标的队官，也是参谋班毕业的。人很好，有智谋，是革命的健将，死得很可惜!

11月26日，汉阳西部门户最后一块高地扁担山被清军占领。黄兴命令驻归元寺观音堂的兵站总监胡祖舜速将归元寺所储之军械弹药及一切器材，移至城内汉阳县署，准备作背城一战。但这一部署因民军溃败太快未能实现。黄兴原定要将汉阳兵工厂、钢药厂炸毁，以免留给满清军队，并安排工程营实施。27日，十里铺已经失守，工程营即将起爆时，黎元洪派人送信赶到。指示：汉阳兵工、钢药二厂，各军勿得擅动。两厂是用湖北人无数膏脂经营而成，无论为敌为我所有，都是中国的重要军备，不得因一时内讧而忘外患！黄兴遂让副官传令：工程营立即撤除所埋全部炸药；将兵工厂机械上关键部件撤除运送武昌（有些实际上抛入江中）。这种做法跟1938年武汉沦陷前差不多，前为内忧，后为外患，汉阳兵工厂真是多灾多难。

45.归元寺在大火中涅槃

汉阳上空也冲腾着黑烟，那最后的燃烧是归元寺。

黄兴在汉阳昭忠祠设司令部，在归元寺设粮台和军械库，首先是因为这两处相连，屋宇众多，场地宽敞，且处在几方军事要地的中心点上。北有梅子、大别二山以扼守汉水；西八里之许为十里铺，再往西则有美娘山、仙女山、锅底山和扁担山，此四座山被称为汉阳城西第一门户，是由蔡甸进入汉阳的必经之地；东面汉阳府城濒临长江天堑，过江就是革命军刚刚占领的武昌。

当时寺院的长老是云岩，江夏法泗洲人，时年59岁，早年在金口镇朝阳寺出家。其逢“末法衰微，时局变迁”之时，宣统元年，归元寺方丈大绘心绘执请他任西堂、维那各职。“干纲解纽，鄂州首义，南北对垒，汉上为墟。”云岩深知，国不兴佛法难兴，振兴佛教，则振兴国家为首要。热情接待排满抗清的民军，安排粮台总办枣阳人王安澜住在藏经阁、军械库主任嘉鱼人胡祖舜住在观音堂，仅一墙之隔。

阳夏保卫战是当时的国内重大新闻，司令部亦为新闻中心。寺祠里住着很多人，包括上海《民立报》、《申报》等报社的记者。他们曾报道当时情况：“沿堤（毛公堤）迂回数十步，忽睹一宏壮庙宇”，“是即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部之所在”，室内“壁悬文天祥《正气歌》”，“黄（兴）颜色赭黑，盖为日所炙也，容仍肥满，身御缟衣，无杂色，足蹑黄皮靴，气象凛然，令人起敬。谈笑间，文书札子自都督府来者络绎不绝，黄一一与以复书，裁决如流，虽甚繁剧而处之裕如，且语且判答。”

黄兴在司令部的最初几天还是有条不紊的，他在整顿部队、布置防线的同时，还忙里偷闲笔耕不辍，从文韬武略的高度于9日这天写下两篇雄文：一份是《对民军将士的密谕》，一份是《致袁世凯书》。提出“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就像“文革”中人们熟知的“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迟早”流行语，希望袁世凯反戈一击，“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并给前来作新闻采访的日本友人内藤、荻原，分别墨书“秋高马肥”、“杀机”二笺相赠。

黄兴书法以行楷著称，在民元革命党领袖中，其书法当属上乘。显然，有“东坡”之誉的黄克强，舞文弄墨还是比舞枪弄棒更得心应手。

阳夏之战，设在归元寺的后勤机关在战斗进行过程中，按炮弹、枪弹、粮食、器材编为四个大队，每队派辎重兵一二百人，从归元寺本部至琴断口沿线，每隔半里至一里之间设一兵站，采取分途递运的办法，将军用物资及时准确地运往前线。云岩长老率归元寺僧人投身革命，参与粮食弹药器械保管和运输、救护伤员等支前工作，还参加由湖北军政府组织的和尚队，直接上前线与清军作战。据11月11日《民立报》载：湖北军政府军务部有某志士见武汉和尚甚多，特组织和尚队一营，现在报名，投效者实繁有徒，将来必有特别妙用也。报界对于这一义举还发布专评：“释教宗旨以普救众生、脱离苦海为事，然我国僧侣大都崇尚虚文，徒食无事，有损于家国，真非浅鲜。今汉口有和尚队发现，绍兴僧团又将成立，实行素袍主义，将来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彼释界之功岂不大哉!愿我各省军政府速提倡之。”自由谈专栏作家嘉定二我随从黄兴到达武汉后亲历阳夏战火后草成诗作《阿弥陀佛》，11月20日在《申报》发表：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归元寺和尚投军去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若不获罪于佛、菩萨，必获罪于众生。从前除荤茹素，节饮食，戒杀生，现在是要枪林弹雨，马革裹尸，杀人不怕血腥气了。手执大钢刀，喃喃高宣法号，三十六位天罡星君，七十二位地煞星君。佛云佛云：吾不入战场，谁入战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一切众生，善男人、善女人，一切众生，一切同情。哈!哈！！哈！！！寺名‘归元’，若不去归黎元洪，去归那个？快快去去——去——”

《民立报》东南西北专栏有杂论这样写道：“佛法以大雄大无畏为极归，以舍己爱人为宗趣，故能救苦救难。念佛不离心，我心即佛心，知诵佛之言而不行佛之行，是谓谤佛。佛从何处做起?曰从救众生做起。”

11月26日正在十里铺前线督战的黄兴命令参谋长李书城火速过江，将战况报告给都督黎元洪，请求及早派船只将汉阳兵工厂的机器、存储在归元寺内的粮秣以及一切军用物质搬运到武昌，以免资敌。都督府答复是要作有准备的撤退。傍晚，清军分三路攻汉阳。野炮推至龙灯堤上，与五里墩炮队相配合，夹击民军龟山炮队，把龙旗又插上山巅。

黄兴返回昭忠祠司令部，此时空空如也，身边只有几个学生军。汉阳危局已经很难挽回，黄兴呈报黎元洪：“战事至此，为之奈何，拟拼一死以谢同胞。”黎元洪立即回电安慰：“徒死无以塞责，毋宁收集残溃再图恢复。”还派轮船两艘、及所有的小火轮过汉阳接民军回武昌。第四协统领张廷辅作最后坚守，他不听部下的撤退请求，督促部下占据汉阳大巷口，顽强抵抗清军，以掩护大部队撤退。但是，汉阳与武昌之间战线很长，很难独立支撑。民军半渡时，仍遭清军疯狂射击，伤亡甚众，江波流红。

黄昏时，胡祖舜与粮台总办王安澜晤商善后办法，由于从前线溃散下来的部队填塞路途，撤运军械弹药已不可能。王安澜是黎元洪的亲信，他在归元寺藏经阁再次打电话请示，都督黎元洪命令将存放寺内的军械粮草全部焚毁，不得为清军缴获。王安澜遂命令士兵点火焚寺，然后才率部撤退。

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法师不顾佛门成法，对弟子慨然发愿：“吾人吃的是中华民族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自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再加跋语云：“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面对民军惨败、汉阳失守，云岩长老痛不欲生，决心誓守归元寺不遁，最后选择了自焚而与寺院同烬。当时与他共同舍身的僧众当不在少数。此举震惊释俗两界，民国十一年二月，太虚大师和诗僧湛庵来到归元寺凭吊云岩长老，写下《和湛庵过汉阳归元寺吊云岩》一诗：“剔灯曾共展奇文，今日重来倍忆君。一挺孤身忠佛国，几经浩劫战魔群。已留壮节心应慰，无复知音琴可焚。小系扁舟又东渡，何时重吊汉江云!”

26日半夜12时，黄兴与司令部部分成员乘轮渡江回武昌。船至中流，黄兴万念俱灰，欲投水自尽，被左右劝阻。在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后队当兵的傅希奕94岁时回忆说，阳夏之战中，他受命到黄总司令部报到，提供地形情况及建议。军务部派他和另外7人为督战官，如有不听命令，临阵退下者，就地正法。后带人护送黄总司令绕道鹦鹉洲上游强渡，到达武昌，沿途收容近三百人。

46.共和国应当铭记

那一年冬天，汉阳的雨，哀而不伤。最后的故事，可歌可泣。

王隆中带领湘军第一协曾占领郭家湾。经过连续两天艰苦战斗，人人精疲力竭。已经没有刚到武昌时的锐气，人员损失许多。在雨水中作战，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干的地方，湿军装上全是泥浆。一个个都坐下去，全不顾地上是水是泥，懒得移动一下，有的倒下就睡。

胡廷翼率领第七标三个营打退敌人几次反扑，孤军作战，粮弹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形势十分危急。胡廷翼对营长们说，我已经五十有余，就是死了也不遗憾，何况是为建立共和而战死。我若是战死，你们不必带我下山，就葬在这里。你们打败满清之后来这里告诉我一声就足矣。战斗到11时，胡廷翼左膀被机关***打中，大臂的骨头被打断，一下昏过去。第一营管带左国栋也受重伤。

由南岸嘴战场调来的步队第四协，天亮前刚睡醒还没有吃饭，就被猛烈的机关枪压制，随后敌人的步兵夹带着骑兵冲过来。协统张廷辅不得不放弃夺山计划，组织力量狙击。打一枪换一次子弹的步枪哪里能阻止骑兵。只是骑兵冲过来不敢下马，在阵地旋转。张廷辅命令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步兵。在力量悬殊情形下，张廷辅部饿着肚子与强悍的北洋军拼杀一天。小雨还没有停，冬雨夹着寒风。士兵们白天穿着雨水浇湿的衣服打仗，晚上就这样躺在战壕里睡觉。

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军甘绩熙曾在汉口战役中六渡桥一带东奔西突，苦战四日，仅吃了三顿饭，多数人说他已经战死。蔡济民看到他满面黧黑，衣不遮体，遍体鳞伤，不敢相认。流着眼泪说，甘绩熙，你到底是人，是鬼，不要吓我，你不是死了吗？怎么还活着？甘绩熙负伤本来在养病，这时也赶到汉阳，带敢死队一百多人半夜摸上磨子山杀敌，又夺回扁担山。最后在战场上昏死过去，幸得抢救活命。其他学生军朱树烈、李翊东、彭祖恩等，奋战十余日，表现也极为骁勇。

胡石庵曾在战地采访甘绩熙抱病再夺扁担山惨烈战事，作长诗一首发表在《大汉报》上：

……夜色幂天无寸光，冷风沁骨骨欲僵。

鬼影摇摇山影寂，惊心动魄此战场。

甘侯处之若无有，精进直前不少阻。

白刃相接大激战，智勇绝伦为众首。

君不见磨子之山突且兀，甘侯取之如取物。

数十敌兵半死亡，维余残酒与残烛。

又不见扁担之山高插天，甘侯三呼跻其巅。

敌军数百鸟兽散，甘侯大笑声琅然，

二山既得晨光起，甘侯伤头复伤指，

犹能力守待援师，热血定多一斗许。

援师至，甘侯归，风卷征尘落征衣。

但知沙场有奇乐，不问人生几往回……

11月26日夜汉阳失守，归元寺被焚毁，这是归元寺历史上遭受的又一次空前劫难。归元寺的被焚是汉阳保卫战中的最大破坏，也是民军武昌首义胜利后的最后战斗失利。武昌首义和阳夏保卫战使中华民国浴火重生，也使武汉这座城市惨遭兵燹，隔岸观火成了那些时日的一道风景。

“……衡湘间气，褒鄂英姿。霜寒肝胆，月朗须眉。黄鹤遐骞，琴台低俯。江汉炳灵，千秋万古。”（《黄克强先生像赞并序》）据说民军纷纷退却时，却有一彪人马逆潮而上。留日士官生阳新人萧钟英邀约同学不远万里回国参战。11月27日晨，清军已进到汉阳兵工厂。“钟英不忍根本动摇，乃约敢死同志赴汉阳决斗。崇阳龚国煌阻之，不听。径渡江由汉阳铁厂码头登岸，持枪向满军直冲猛击，满军俱披靡。旋满军用机关枪扫射，不支，钟英死焉。余人无一生还武昌者。”（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这是阳夏保卫战最后牺牲的一批英雄，他们尸骨无存，惟有其所倒下的那座铁厂码头总算完好地保存至今。

民军最后从汉阳撤退乘船渡江时的场面被一位外国记者如此记录：

那天早晨，当很多人拼命地乘船逃走时，船身被打得满是窟窿。机关枪朝他们进行雨点般的射击，他们就像一群受惊的笼中鸟一样，迅速地爬到安全一侧，渴望木船能救他们的命。他们挤得紧紧的，相互践踏，把步枪、子弹盒以及其他一切不便的东西扔到水里，随着船慢慢地漂向下游而坐以待毙，……他们坐着的时候就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了，现在他们死的时候呈坐状，相互挨得很紧。有些人侧倒在船一旁，尸体挂在船舷上，随着木船笨拙地行驶而来回摇动。一些人被击中了头部、肚子、手脚，疲倦地躺在船尾，激流正冲击着船舱。他们躺在那儿，脸浸在水里，躺着的时候就被淹死了。

“潼潼水势响江东，此地曾闻用火攻。怪道侬来凭吊日，岸花焦灼尚余红。”（秋瑾《赤壁怀古》）阳夏保卫战在熊熊大火中偃旗息鼓。通观此役，汉口之战从10月16日到10月30日，民军伤亡约六七千人，其中最激烈的10月26日这天死一千六百余人、伤五百余人；汉阳之战从11月16日到11月17日，民军阵亡二千八百三十人，伤五百余人。他们的遗体丛葬于汉口、汉阳29个地方，肥沃着大地，滋养着花草。清军也战死万人以上，以一麻袋装尸两具，由火车运到信阳掩埋，长官则运回原籍。

战斗是艰苦而残酷的，

战斗，正像人们所说的，是史诗。

我倒下了。另一个就接替我——

何必特别标榜一个人呢？

（保加利亚诗人瓦普察洛夫《就义之歌》）

在武汉的革命党人以数千人的血肉之躯，为中华民国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离此四十八年前即1863年7月3日，美国内战中的南北两军在宾夕法尼亚葛底斯堡附近血战三日，伤亡五万。在称为“世界军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小时”里，双方阵亡人数合计一万四千。此役被称为美国内战的转折点。四个多月后，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匆忙草创，林肯总统发表了一篇不朽的演说：

……现在，我们正投身于一场伟大的内战，我们在试验，究竟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有这种主张和这种信仰的国家，是否能长久存在。我们在这场战争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我们来到这里，奉献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在此地为这个国家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生命者的长眠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可是，就更深一层意义而言，我们是无从奉献这片土地的……我们无从使它成为圣地——也不能使之尊贵。那些在这里战斗的勇士，活着的和死去的，已使这块土地神圣化，远非我们的能力所能予以增减……

与葛底斯堡一样，武汉也在南北战争中完成了一个死而复生的伟大仪式，是一块为自由而英勇献祭的圣地。

小说《城市英雄》 第十二章惨烈的阳夏保卫战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