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社会革命，更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形态。20世纪之初，中国的文化与思想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传统观念式微，为王朝守节有被视为“封建余孽”或“异族奴仆”的危险。以“种族”为主题的叙事策略在极大程度上抵消着晚清士人的道德言说，故替“异族”守节显然已不再具备合理的道德基础。民族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是中国国民性中非常缺乏、而又为当时形势非常需要的一种时代精神。1903年6月13日《苏报》上文章称：“民族主义不伸，而欲吾四万万同胞，一其耳目，齐其手足，群其心力，以与眈眈列强竞争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吾未闻举国以从也。”“方里二千万，倍半于全欧；人民四百兆，六倍于北美；开辟五千余年，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遗教，有英雄豪杰龙战虎斗之历史，且地处温带，人性聪慧，国多平原，物产饶裕，皆地球万国之所无，而我中国所独有者也。”（《国民报》1901年第一期《二十世纪之中国》）本来就具有“雄视宇内，威震环球，操纵万国，凌铄五洲之资格”的伟大国家将沦为列强的完全殖民地，他们不甘心，国人不答应。拯救祖国使免遭灭亡的厄运，是最先觉醒的那批中国人自己揽到身上的神圣使命。革命在中国几成流行语，昌言革命，以革命为题的书籍如《革命军》、《大革命家孙逸仙》也辗转流传。显然，这个时候的“革命”意义已经明确，不但要“革其王命”，“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革命遂成为改朝换制的举动。（严昌洪《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社会》）

中国近代舆论一开始，主题就是有声有色地为这一思想形态和革命潮流即时代精神推波助澜。

甲午战争以后，“外患日亟，国人竞讲新学，津、汉、沪、广诸埠，报馆云兴。”据刘望龄主编《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中所述，清末至辛亥革命前夕，武汉迅速成为全国的中心重镇，地位日益显要。与此相适应的是报刊的逐渐兴起，很快跃居全国先进之列。这些报刊为传播近代西方文明、介绍社会政治学说、呼号救亡维新、鼓吹反清革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为武昌首义奠定了思想基础。湖北革命党人高唱“警钟”、“木铎”，若“无声之金鼓，诛奸之妙器”，“胜过十万毛瑟”。报刊所起到的“精神变物质”的重大功用，在武昌首义中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据统计，1866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54年间，武汉共创办了191种报刊，这些报刊的存续时间或长或短，共同经历了外国人独占、官府把持、民报勃兴和民初新旧思潮激烈较量的四个阶段。武汉是早期西方文化渗透的重要地区，1866年1月6日《汉口时报（Hankowtimes）》创刊，馆设汉口英租界。美国人汤普生编辑，专供在汉欧美人士阅读，发行两年。武汉也是近代中国民办报纸最早发源地之一，1873年8月汉口《昭文新报》由艾小梅独资经营，每日报行，遍售各埠。

“鄂省一区自戊戌变法以来，风气大开，凡士商莫不以阅报为惟一目的。”武汉人读报习惯之养成，盍源于此？

城市的重要决定报业的发达。有研究者认为，晚清武汉报纸虽起步于沪港之后，但发展迅速，影响较大，在传播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先进科技知识、宣传维新以及鼓吹革命等方面起过振聋发聩的重大作用，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通观清末民初的武汉报业史可以知道，武汉是革命报刊丛集之所，是公开呼号以“大乱”救中国的舆论制造所，同时又是统治阶级舆论摧残文化专制最为严厉的地区。惟其如此，在武汉，报界的英雄比军界的英雄更为闻名。

梁启超民国元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之公言也。……我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同样是天才演说家的孙文也作如此肯定：“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

为一场革命而大造舆论，在中国是从辛亥革命始创的。

16.《湖北学生界》横空出世

“春江水暖鸭先知”，20世纪曙光照耀时，神州大地发生的剧烈震荡，新闻舆论是最先感知的。

近代中国的历程到了辛丑年，一看这年号就触击“国痛”。这一年，上有立宪党，下有“义和团”，闹得八国联军北来，慈禧太后西去，李鸿章奉命与列强11国签定《辛丑条约》，国已不国。康有为七上清帝书，终于实现“百日维新”，接着是戊戌政变，流血牺牲。1900年2月1日康有为逃出国门，由香港达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国政府保护。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命李鸿章将广东南海、新会的康家梁家祖坟彻底铲平，以警“凶邪”。然而，这些南方人仍然要跟北方人过不去，康党的影响还在。在中国当时最具活力的两大城市，汉口《汉报》和天津《国闻报》仍在妄传“康党讹言”、“诬诋慈圣”。有鉴于此，湖广总督张之洞1900年2月10日特电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饬令与日本外务部婉商，请予采取措施，约束各报。为什么要找日本人求情，原来上述二报都是受日本人保护的（《汉报》1896年由日本人宗方接办）。遵照2月14日清廷发布通缉康有为梁启超、严禁康党所设报馆并严惩购读者的上谕，3月7日，张之洞又札饬江汉关道查禁《天南星报》、《清议报》等，同时禁止汉口、汉阳“续开报馆”，禁止购读与发卖。“防口如防川”，统治者历来都高度重视对舆论的管制，武汉三镇在张之洞治下更显得森严。他既倡导阅报，又俨然新闻检查官，凡认为有损君权皇统的言论即加指控，经他批驳的报刊达十几种，都予以封杀。

“北方之患在匪，南方之患在谣。北方除患在平匪，南方除患在息谣。”1900年7月1日《汉报》发表《论南方官绅宜镇定以弭乱》一文，多少有点歌功颂德。今之湖北，鄂军精勇异常，枪械尽善尽美，“无事则足以镇守，有事则足以攻击。”“纵有小丑，万不能轻举妄动。”义和团“现与西兵相持，势不能南窜；即欲南窜，西人财产多寄长江一带，亦将竭力防堵”。因此“南方现为乐土”，农工商贾尽可各安生业，不必“无端惊悸”。然而，在张之洞的严禁购阅与递送的种种限制下，《汉报》也难以为继，终以三千两价银让与湖北官宪，拿钱走人。9月28日《汉报》刊发最后一篇社文，由冈幸七郎亲笔撰着。吹嘘功绩，隐瞒实质。“……专此述芜词以为停报辞，并祷大清皇上万岁！大日本国皇上万岁！中日两大陆士君子万岁！”文中有意无意间报道了刚刚发生的自立军案：“唐党企不轨，事觉，被拿者已三百余人，伏诛者前后不止一百余人，犹就缚临刑者每日不绝，鲜血淋漓，腥气蔽天，居民为之悚然矣。然余孽未尽，残党潜窜，将来再激成大事亦未可知也。呜呼！今日之局，大与小，缓与急，可忧可畏者甚不省也，当此时报馆之任务亦实不轻也。”

康党与“拳匪”之乱，是当朝最痛的两块心病。武昌沙湖沟口的琴园是清末民初武昌重要风景区之一，园中一对楹联：“琴谱茶经轮换风雅，园花池月悟彻禅机”是康有为的手笔。梁启超比康有为名气更大，有“文妖”之称。时人对绝妙词句和文章的评赞往往是“梁笔”，又称“良文”。1897年和1922年梁启超两度来鄂，前一次到江夏讲学，传说造访张之洞时，留下两人的妙对。张出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梁答下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后来一次还在武昌粮道街中华大学的操场上演讲，首次提出中国文化两源说，即黄河与长江两大源流。高度评价：“湖北不独能代表长江文化，并能沟通黄河文化。”他通过对二十四史中列传人物籍贯的比较，发现自前汉迄明末湖北籍人士都在5％左右。尤其武昌首义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湖北在政治上的地位应列于中国各省之上，人格之高，无以复加。”

20世纪之初，康梁影响在武汉已著。1900年的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就是直接受命于康有为而在武汉发动的。房县人戢翼翚于1898年赴日学习，第二年与沈翔云等发起成立了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1900年回国参与自立军起义。事败后潜返日本，参与主编《国民报》。1902年12月9日，也就是北平“12·9”学生运动爆发前33年，戢翼翚与秦力山、杨廷栋等在上海创办《大陆》杂志，开中国学生在国内办报的先河。

日历翻到了1903年，新年伊始，时光急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子们认识到，“今之闭户自精而漠然于国事之缓急者，几何而不为庄生之所讥也？”从而站到时代的前列，创办了第一个以省区命名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以“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宗旨，馆设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清国留学生会馆”内，湖北同乡会主办。1月29日创刊后，月出一册，朔日发行。在武昌中东书社等地分设总发行所，并于全国分设代派所30余处。这是湖北人大举跻身报界的开始，“吾楚昔之为天下重也”，“吾楚之影响于全局者，若斯其大也”，“庸知夫中国将来不为地球第一强国，吾楚不为文明之中心点，而斯报不为启山林之筚路蓝缕也。”作洋洋洒洒数千言发刊叙论的是枝江人张继煦，后曾任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校长、湖北通志馆总纂，并著有《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武汉的地位之重要为时人共知：“故江汉之会，在昔日为长江上游之重镇者，在今日则为世界竞争之聚点也。”“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点乎？”（《湖北学生界》第一期）《湖北学生界》横空出世，在当时国内外震动不小，风行一时。后来它改组更名为《汉声》，“以光复祖国而振大汉之天声”为主旨，公开宣传要与清王朝“喋血苦战”。无论是张继煦还是李书城，湖北青年才俊很快以文章道德在新世纪崭露头角。

李书城的职业革命生涯始于热血青年时。2月27日《湖北学生界》第二期发表他的《学生之竞争》一文：

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惟学生兴之，其亡也惟学生亡之。

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俄虎、英豹、德熊、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欲挽此劫运，若补漏舟，若救火炉，苟非具有武健果毅之气概、伟大磅礴之精神，剀切诚挚之肝胆、明敏活泼之脑浆者，不能使中国之国旗，仍翻飞于二十世纪竞争之大活动场也。今日中国之负此资格造此能力者，果谁属乎？吾得而断言之曰：学生哉，学生哉！

读着这样***澎湃的文字，想想当年学生肩负的天下兴亡之责，与那个世纪60年代我们的“誓死捍卫”之***何其相似乃尔！而21世纪的中国之现实学生，则不知会对此作何理解，或许他们可以与前辈们媲美的只有对歌星影星追捧之热烈。

《湖北学生界》第四期，编者改署“湖北同学会杂志报”，增设总发行所于北京咸宁馆。其中有《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文曰：“世界民族的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一绝大民族的人物，为本族庄严金碧深入人心之标准，俄之大彼得、法之拿破仑、日本之丰臣秀吉，诚一族之英雄哉！非民族的国家、征服统一的民族，不敢有此。中原豪杰之士，有敢以岳忠武飞为本族第一者乎？盍来一读此传。”岳飞毕竟是南宋人，离清末已远，时下的民族英雄当是谁呢？难道还没有产生？对于那个年代来说，只能是一群真心报国的英雄群体。

今日者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也，中国而亡也，其必于斯，中国而兴也，其必亦于斯。斯时也，正天地所为造成最重最大反动力之时势，以待我之斡旋转移，而演出空前绝后独一无二之雄快的活历史也。（《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四期《尊我篇》）

“廿纪英雄属少年”，二十世纪中国光辉历史的序幕就是由他们拉开的。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罗福惠认为，从1903年的《湖北学生界》到武昌起义前的武汉革命报刊、再到辛亥革命后的首义史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是近代湖北文化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不仅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思想酝酿、宣传发动、事后总结的过程，也体现了二十世纪前期湖北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况。

17.宣传革命的进步报刊

1902年春天，《汉口日报》在汉口后花楼河街创刊是一个重大事件，它的重要性在于：一、沈习之、王华轩任经理；二、聘上海著名小说家吴研人主笔，“创刊之始，抨击时政甚烈”；三、由武汉大商人宋炜臣、蔡永基等参与投资；四、最先采用新闻纸并双面印刷，在技术上一改武汉单面印刷的落后局面，这说明其时武汉已达到相当高的办报水平。

吴研人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由冯特民任经理的中文《楚报》出版时，也邀他作过主笔，《楚报》在香港注册立案，馆设汉口英租界。报馆职员多为日知会会员，倾向革命，“纵论鄂省政治，不避嫌忌”，“持论颇激昂”。

1905年10月，湖北第一个新闻团体“汉口报界总发行所”正式成立，设于汉口后花楼笃安里。由五家报馆联合组成，负责联合发行、统一告白价码、催缴报费等事务。当年12月27日，《汉报》曾刊发社文“论报界不宜有冲突”，呼吁汉镇各报不要挟持私见，相互攻讦，而共担提倡文明之责。“寸墨尺楮，挟欧风美雨而来；一笔千言，为明智国权而发。”

新闻传播的功能一在事件表达一在意见表达。国势将倾的清末，夹缝中生存的报纸最为人关注的当然是事件的发生，但在事件没有发生之前的意见表达（鼓动和宣传），成为报馆和报人最为着重经营的。尤其在舆论高度控制的压迫之下，谁敢于意见表达谁就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不可一世之英雄。20世纪之初是中国新闻史上“意见表达”的高峰时期。

武汉最为活跃的《江汉日报》1908年2月12日发布出版预告，文云：“汉口一镇，在今日之中国具有极大之资格，于世界之前途更有非常之关系，故政学军商诸问题，皆于全国全球有大影响，此究中外者皆欲得其真相……”4月4日开始连载蒋寄生著札记小说《海外虬髯客》，“是书述朝鲜遗民之言，写高丽亡国之惨，读之令人感喟悲凉，矍然有灭种之惧，勃然起爱乡之心。”借小说宣传反清爱国，是为创举。4月19日刊发插画“第十九层割舌地狱之惨状”，嘲讽《大清报律》将舆论打入最底层地狱。5月23日还译载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文章《清国之革命党》,连载7天，这是武汉报刊第一次公开发表评介孙文和革命党的重要文章。称赞孙文是“革命党之急先锋”、“民族民权主义急进派”，鼓吹“法欧美之学说，倒现在之政府，建设社会民主政体，且直以武力而期成功”。5月31日，《江汉日报》续载上文，更名为《革命党史》，历述革命团体之组合情形。公开介绍华兴会、同盟会在海外的活动，使这些革命团体在湖北不再陌生。6月17日《江汉日报》续载《革命党史》第四部分“革命之势力”，刊载胡石庵的小小说“孤雁”，不足300字，歌颂革命党人为拯救同胞、抵抗外侮而不惜捐躯的英勇斗争精神。文后作者题跋点睛曰：“……呜呼！吾作孤雁一篇，不禁悲从中来，泪滂沱其如雨也。”6月19日刊发最后一部分“革命党之反对”。这个月，《江汉日报》添招股本5000元，添购机器及铜版，力图改良以办成“汉上最大之新闻馆及印刷部”。7月10日，该报宣布销数达2000余份，远销欧美、日本及国内14行省。

但好景不长，8月13日，清廷军机处电湖广总督陈夔龙，以《江汉日报》刊载《******会联合海外二百埠侨民公上***书》，“词意狂悖，殊足扰乱大局，妨害公安。”饬令严行查禁和究办。8月14日，《江汉日报》停报终刊，总计发行149号，结束了其前后不足五个月的辉煌历程。

除了《江汉日报》，还有一些报纸成为湖北秘密党人的公开言论机关。

1905年年底，武昌日知会阅报处社员河南信阳人李亚东拟就日知会社创办军事界报刊，在家中密组《通俗白话报》，以“上逸”笔名撰稿，鼓吹革命。圣公会文华书院主办的教会刊物《文华学界》在武昌创刊后，蒲圻人余日章任主编，刘静庵、韦卓民等任编撰，日知会常假该刊发表文章宣传反清。

1908年夏《湖北日报》在汉口创刊，留日学生襄阳人郑江灏主编，是共进会言论机关，其宣传革命锋芒毕露。1909年春连续刊载来凤人向炎生政治漫画《石龙》和《怪物图》，嘲讽鄂督陈夔龙和标统张彪。“这石龙，真无用，低头潜伏南山洞，尽日高拱不动，徒享地方香火奉，纵有爪牙总是空。吁嗟夫！无怪事事由人弄。”“似虎非虎，似彪非彪，不伦不类，怪物一条。因牝而合，与獐同槽，恃洞护身，为国之妖。”诗画一出，民众争购，轰动汉上。陈张大怒，立饬夏口厅捕人封馆，主编和作者同时被捕下狱，因是停刊。

1908年秋《通俗白话报》正式创刊，成为湖北军队同盟会言论机关。由因日知会案身陷囹圄的李亚东主办，沔阳人陈少武主笔。李亚东在汉阳狱中，竟仍坚持办报事宜，其撰稿排版由陈少武携出印刷。可见清廷之法网森严，尚能网开一面。《通俗白话报》随《湖北日报》分送，传递于军学两界。

1909年5月19日，武汉最早的文艺专刊《扬子江小说报》在汉口创刊，“期挽狂澜于稗海，树新帜于汉皋。”曾载天门人胡石庵的爱国小说《罗马七侠士》、哀情小说《湘灵瑟》、译著侦探小说《蜂蝶党》等，脍炙人口。胡石庵是日知会会员，出版小说40余种，是著作等身的文学新闻两栖之人，为辛亥革命中大弄潮者。

1910年2月5日黄梅人宛思演以变卖田产所得600元，顶办《汉口商务报》。社内多为革命同志，成为群治学社言论机关和秘密联络机关，“凡联络党人，秘密***及储藏炸弹手枪，皆在此。”其影响很大，享有“革命先锋”之美誉。黄冈人熊十力在《致胡汉民书》中云：“鄂兵士人手一纸，影响至深，故武昌首义，易于反掌。至今峙立旧督署前之纪念丰碑起义烈士刘尧澂（刘复基），及前驻汉军政分府詹大悲为该报主笔。自余有功之人，鲜不与该报有关系者。”

值得关注的还有立宪派的报纸。1909年4月29日，大型风月报章《趣报》创刊，馆设汉口四官殿后大巷15号普通印刷公司内，与立宪派“湖北铁路协会”紧邻。11月2日晚，湖北咨议局在红楼召开欢迎湖北留日铁路会归国代表张伯烈、夏道南特别大会。11月14日《趣报》长篇报道“鄂路拒款大会志盛”。16日刊发《湖北留日学生函电张之洞力阻湖广铁路借款》恳请“奏归商办”。至12月上旬，该报连篇累牍报道武汉各界消息，掀起保路风潮。12月1日发表《荆邑发起劝集路款之热忱》：“日前汉口铁路协会张伯烈、夏道南二君，邮寄荆南中学堂《铁路拒款意见书》。兹该堂教员胡啸青君来函，拟在荆郡发起劝募诸绅富认购事宜，并将张夏二君意见书在汉口普通公司印刷数千张，分赠劝股，诚可谓热心志士矣。”

这些报纸都为武昌首义的发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功不可没。

18.詹大悲与“大江报案”

清朝最后覆亡已有诸多凶兆，詹大悲可谓在武汉为其敲响丧钟者之一。

汉阳龟山上有一座“红色战士公墓”，墓志铭上詹大悲与李汉俊、夏明翰等名列其中。1927年7月15日，作为“宁可枉杀”者詹大悲以共党嫌疑遇害。本来可能出现在“辛亥铁血将士墓”中的詹大悲，是湖北军政府汉口分府的创办者和领导人，经历枪林弹雨，也历经唇枪舌剑，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革命派报刊活动家，以文武之道投身革命，叱咤风云。

1911年1月3日，蕲春人詹大悲与在黄州府中学和两湖总师范的同学黄梅人胡为霖提供的银洋2000元(一说500元)资金，承顶下《汉口商务报》之续刊《大江白话报》，馆设汉口新马路52号。何海鸣、查光佛、蒋翊武、刘星澂及其弟刘复基均为馆人。刘复基与蒋翊武以访员名义到天沔采访，从该地驻军中打听群治学社情况，联系到在四十一标当兵的京山人蔡大辅。其时李抱良即李六如主持，将群治学社积蓄充作报馆基金，使《大江白话报》报馆成为文学社舆论机关。吴一狗事件发生时，江汉关道谕令“各报纸勿登录”，并特别跟《大江白话报》打过招呼，勿言车夫系伤死。各报畏于威势，噤若寒蝉。惟此报连日以头号字标题，公开揭载，发社论《洋大人何敢在汉口打死吴一狗》，大张挞伐，从此声誉大著。2月，经理胡为霖的父亲担心事态扩大，危及性命，找上门来急招儿子回家避难，自是报馆事务陷于停顿。

詹大悲是何等人物，他不久即卷土重来，集资3000元，接办《大江白话报》，废白话而以文言撰著，更名《大江报》。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满清罪恶政府”为主旨。据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载，“大江报遇事敢言，凡军中有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无不尽情披露。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每日到报社之士兵同志，户限为穿。”“益得军士欢，而军人遂无不乐入革命党者”。当报社经济发生困难时，官兵纷纷为之捐款。《大江报》尤其鼓励新军中的文学社社员为报纸写稿。文学社曾有决议：“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议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大江报》在湖北新军各个基层单位都设有分销处，并对各营队免费送报一份。

1911年（宣统三年）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所作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批判立宪派“伏阙上书”的改良举动和清政府出卖***的卑劣行为，呼号人民放弃幻想，亟起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7月26日《大江报》接续刊发另一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一说药石）也”，高昂悲歌，疾呼“无规则之大乱”，进行反清革命。7月31日还刊载离布畏译论《论社会主义定义十五条》，辑录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塞佛列等之理论要点，次日续载。此为武汉报界较为系统地传播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之肇始。“旋遭官方禁阻，不迄而罢。”

8月1日，有“火炉”之称的武汉的天气不知怎样，鄂督瑞澂肯定是急火攻心，这位地方军政一把手绝不是吃素的。这天，他以《大江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等罪名，饬令巡警道王履康查封，“永禁发行”。詹大悲、何海鸣同时被捕，监禁于汉口礼智司牢狱中，从而酿成震动全国的“大江报案”。

一石激起千层浪。武汉这年的夏天变得非常火爆。《大江报》馆于被封次日向全国通电，呼吁各界声援。武汉报界尤其舆论大哗，民间很多人对《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能朗朗成诵，特别这标题令人叫绝，争相传说。此时评全文仅235字，却微言大义，字字珠玑：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承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辛亥闰六月初一日。

此文署名“奇谈”，许多人以为是詹大悲所写，实出自黄侃手笔。黄侃也是鄂东名士，蕲春人，其父是著名学者黄云鹄。他曾就读武昌文普通学堂，1905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从学章太炎，参加同盟会和日知会。《石破天惊——震撼中国的报刊文章》一书，里面有“奇才奇言惊天地——黄侃与《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一文介绍，当时黄侃奉命潜回武汉准备参加起义，詹大悲设宴款待，黄侃酒后乘兴命笔，一挥而就，写出这篇时评，詹大悲大为赞赏，马上刊出。

当时报章分析，“此种文字，各报在所难免，甚至比此种文字尤为激烈者尚多。当局何独借此题而发挥，内中曲折明眼人自知，官长可谓特别用心也。”其中原因，跟查封前一天所发的“社会主义”译文有直接关系。但是，通常认为《大江报》是因这篇时评惹的祸。

《大江报》其他同仁拟稿通电全国：“各报馆鉴：敝报昨夕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大江报叩。”消息传出，武汉三镇乃至全国舆论大哗。8月3日《民立报》刊发骚心(于右任)所作时评《江声呜咽》。文云：“《大江报》之在武汉，所谓有声有色者也，乃官场既封禁其报，又严拿其主笔。噫嘻，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我为之哭。”“其遭劫，不解何故，以意度之，十之九触官场之讳而己。呜呼!大江东去，试问真英雄能被浪淘哉?”

8月6日《时报》刊发《汉口大江报被封情形》：“汉口巡警二区区长覃令昆奉巡警道手谕，立派巡警数十人如捉大盗然，高执巡警灯笼，把守大门，不准出入，覃令亦亲临该馆，即询以经理编辑何往，茶房答以经理在中西旅馆会友，编辑在汉舞台观剧。覃令分饬巡警往各该处寻觅，一面电请夏口厅给封条二张，以便发封。”“巡警二区所派前往弹压之巡警共有数十名，均在该馆，有席地而坐者，有横卧桌上者，甚至任意便溺，适某公司送该馆西瓜一担计十余个，被巡警抢食无余，其骚扰情形可见一斑……”

随后《时报》又连续刊发《再志汉口大江报被封情形》、《汉口大江报被封三志》、《汉口大江报被封四志》、《汉口大江报被封志》等文：“汉口《大江报》被封、总理被拘各节，兹探悉有三大特别原因在也。一自督办铁路大臣来鄂后，无日不作讥讽之评论。故此得咎于端老四。一攻击陆军第八镇第29标统带李襄邻撤差，于统制面上不好看，故此得咎于张彪。一度支公所以7厘行息借洋款50万之草合同，该报首尾登载，曾经藩司禁止发刊：故此得咎余诚格……”“以文字得咎，在文明国有言论自由，以区区之时评，竟遭此奇祸，能不令吾辈寒心。兹詹君虽定一年监禁，犹复磊落，谓大江报馆系我一人负完全之责任，何故牵累无辜，于是根据法律，函致审判厅诘问，以期挽回。一纸空文，于时事庸有济乎，大兴文字狱，立宪国有此制度耶，呜呼！”

9月1日，刚在汉口创刊的《武汉白话新报》刊载“大江报被封一月之哀辞”，大鸣不平，汉口地方检察厅检察长罗藏禀请巡警道下令查封。9月8日，《民立报》也发专文，揭露武汉当局钳制舆论。“汉口报界自《大江报》封后，未几《鄂报》以多一‘新’字，禁止发行；《政学报》以裁去津贴，自行停刊；《公论新报》则每于武汉新闻稍有关系者之侧，必注‘确否待查’字样，以防不测。报界之可怜，至亟矣。”“汉口各报馆以湖北当道对于大江报馆极力摧残，区区一时评立意虽属激烈，然终不失忠君爱国之本旨，今忽加之以淆乱政体、扰害治安之罪名，似此情形，将来官场得以任便挟制报馆，如督院不秉公办理，将来一律托挂洋旗以期***云。”

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齐集报馆门前，力表同情，墙上贴的“安慰之纸、哭吊之短文甚多”。在湖北咨议局门前，社会各团体和报界数千人***，进行******，并有人断指痛哭，强烈要求当局取消查封大江报的命令，立即释放詹大悲、何海鸣。还推选代表赴北京“***”，***绝食，以示斗争之坚决。全国各地报馆也立即响应，纷纷揭载，支持《大江报》同仁的斗争。尽管如此，胳膊扭不过大腿。湖广总督原拟对詹大悲处以重罪，但慑于民情，判处徒刑18个月。汉口地方审判厅审判长罗某宣读其罪状，“合报律第二十二条，违第十条登载之第二款之规定，各拟以监禁一年半；讯系赤贫，均免科罚金。”一说或交银八百两保释，革命党人拿不出这笔钱，只有让他俩身心受苦。

《大江报》案是“武昌首义的导火线之一”，此时，离武昌首义爆发的日子不到一个月了。

“本菩萨心，作狮子吼。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据说《大江报》现在仅存一份在湖北省博物馆。董必武在《詹大悲先生事略》中评论说，1910年，詹大悲“商振武学社同志刘尧澂（刘复基）、张廷辅、王守愚等与将校团合并改组为文学社，于汉口办《大江报》为社之言论机关，仍由君及宛思演、温楚珩、梅宝玑、何海鸣等主之。经此团结，革命气势大张。君言语妙天下，能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故《大江报》风行一时。宣统三年，君见清运已终，著一时评，题曰：《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鄂督瑞澂忌之，即捕之入狱。军中同志激昂万状，遂伏八月十九日大爆发之根。”

蕲春黄侃故居踏访

2010年3月下旬，我们来到青石镇大樟树村黄侃故居。油菜花黄，村头那棵大樟树像一面绿旗，是招徕游子的村徽。1886年黄侃（字季刚）在这里出生，族中排行第十。黄家世代书香门第，远祖中有黄庭坚。黄侃父亲黄云鹄，官至清廷二品大员，是著名的经学家和散文家，历任四川按察使，宦蜀数十年，有“黄青天”之誉。因得罪权贵罢官归里，曾任两湖、江汉、经心三书院的山长。黄侃14岁中秀才，17岁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田桐、董用威（董必武）、宋教仁等同学。1905年，黄侃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故人子”，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同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春，因生母病危，黄侃由日本返回家乡时，曾在居室、祠堂、山坡河畔宣讲革命。如今蕲河边那棵荫蔽一亩的大樟树下，便是他当年演讲场所之一。听过演讲者超过万人，除乡亲外，还有邻县乡民。鄂东及安徽西南八县的“孝义会”，公举黄十公子为首领。

1910年秋，黄侃学成归国。翌年7月25日，黄侃返乡之前来到汉口江汉路的《大江报》馆，蕲春老乡詹大悲和何海鸣为他设宴洗尘。推杯换盏间谈起时政，大家异常激愤。何说，季刚独具慧眼，又是本报特约撰述，请为《大江报》写一时评可也？黄应诺。酒酣耳热之际，何说，季刚还有文债未清，怕再喝不得了。黄醉眼惺忪道，文债要清，酒还是要喝。詹说，季刚真乃当代名士，唯夜半十二时报纸发稿截止，篇幅已留下，请兄边挥毫边喝酒。黄问，需多少字。詹说，三百字以内最佳。黄说，那待我写完后再痛饮，遂一气呵成，以“奇谈”为笔名，写下《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詹拍案叫绝：此真乃英雄所见略同，数日前海鸣撰文《亡中国者和平也》，今季刚作《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无独有偶，诚为振聋发聩之作。当即签字，送排字房发排。黄侃的这一时评令江汉震动，革命士气为之大振。

大樟树村不复往日繁盛，也是“六一三八九九部队”当家。黄侃祖屋最近被拆得只剩两面残墙。其与夫人的合墓还在村前“燕步梁”的小山坡上，原来的余杭章太炎撰墓志铭皆不见，现墓为县人民政府1994年立，“上书蕲春黄君墓”，惟一的介绍是“辛亥革命志士”，为省级文保单位。

民国建立，黄侃在上海主办《民生日报》，与孙武等对南京临时政府颇有微词。1914年秋，黄侃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研究，被称为国学大师。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赠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无意中暗藏“绝命书”三字，一语成谶，这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胃血管破裂，不幸逝世。黄侃墓后为生母墓，黄侃为“黄氏母周孺人”所立之碑上书“着雍君滩毕辜之月哀子侃泣题”，生僻难懂，为公元前104年纪年方式，据考证是戊申十一月。墓前为女儿墓，合成简陋的墓园，有苍柏和紫花作伴。小山那边，芭茅丛中，竟然有并列两块碑，左边碑文为“圣旨皇清诰授大夫咸丰癸丑科进士黄云鹄之坊”，历经一百多年还保存着，真是奇迹。那蕲河边罕见的大樟树，也就是黄氏父子风采的见证者，如今被村民盖房逼近，失去了原有的疏朗空间，风水大坏。树下有纹枰，是黄侃的儿子所筑，并立小碑。跟他父亲一样，这篆书的碑铭也叫人难辨，其中一块刻着：“匆匆来去何妨稍息且坐碑上手谈一局先行之制不过九目。”

世事如棋，人生之局，不是可以预料的。先行者们远去，惟有这油菜花开一年又一年。

小说《城市英雄》 第五章黑血金鼓造舆论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