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原青龙巷小学内至今仍有一座中西合璧式圣救世主堂，院内还有一栋神职人员的老宅。这座老教堂闲置多年，虽然风度犹在，但已是满目苍凉,遍体鳞伤。这里原是“府街日知会旧址”之一。

站在院内的一棵皂角树下，透过枝叶仰望蓝天，可以作无尽想象:湖北人几年来成立的反清革命团体，土生土长，在盘根错节下形成体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点。如果把它比作一棵大树，其树根就是1903年的花园山聚会，树的幼苗期则是1904年的科学补习所和1906年的日知会……到1910年的文学社，终于顺理成章地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

其实还有两棵树也在长大，那就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湖北共进会和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部。

还是在科学补习所、华兴会事败后，黄兴、宋教仁等先后亡命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两湖革命党人通力合作，办《二十世纪之支那》鼓吹并倡导全国革命团体大联合。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住所，中国同盟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莅会者76人中约有六成是两湖人，以致孙文环顾全场说了一句极感慨的话:今后革命的成败，六成以上看你们湖广人啊。同盟会于8月20日在东京正式成立，原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等7个组织的成员及其他“无党派人士”从各地汇聚一起，平等地坐在榻榻米上，有点梁山泊各路英雄聚会忠义堂的味道。

与会者按孙文提议，先宣读一份誓约，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誓毕孙文与诸位依次握手，向他们贺喜道，各位已不是清朝的人了。参加会议的300多人，通过会章后进行选举。孙文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宋教仁为检事、曹亚伯等为各省主盟员,还决定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党报《民报》。据说当天会场临时搭的台子因不堪重负而突然垮了，跌倒一片。有人惊呼这是不祥之兆，孙文却大声喊道，这正是革命成功、颠覆满清之兆，说明满清垮台的日子不远了！孙文能随机应变由此可见一斑。

同盟会的建立是孙文与留日学界中革命分子相结合的产物，还聚集了来自国内的会党和其他革命分子，实行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篇，被大多数史家认为是辛亥革命的起点。但是，实际情况并非满天彩霞，有些当事人回忆，它仍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盟员们大多各行其是。特别是同盟会成立不到两年时发生的那场风波，使同盟会濒于分裂：国内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日本政府受清廷嗾使，赠孙文巨款15000元礼逐他出境。孙文没跟众人商议就收下这笔款子，并于1907年3月4日离去。这下触怒了在东京的几乎全部盟员，在章太炎、张继的带领下光复会退盟,并发动了一场驱孙怒潮。《民报》被封闭，同盟会丧失了鼓吹手段；孙文、黄兴等长期在南洋活动，对东京同盟会总部的事务无暇顾及。同盟会人心涣散，尤其是湖广籍盟员有些坐不住了，他们满腔热情地加入同盟会，就是企盼横戈跃马，驱除鞑虏，还我河山。长期滞留东京作壁上观，这样下去革命成功也不知是猴年马月，难免有许多想法。

共进会1907年的成立和1910年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是以两湖人为主体的海外革命者不甘寂寞、勇于投身国内革命的主动精神之体现。标志着他们从“坐而论”到“起而行”，实施从海外向国内的战略之转移。

独木不成林，加上文学社这棵本土成长的大树，湖北革命开始出现森林般的生态和气象了。

19.文学社集合了众团体

在辛亥年秋天武昌首义之前，武汉的革命团体大大小小有30多个，数量之多想必不逊于“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及“百万雄师”纷起的“文革”初期。这些组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起来错综复杂，但于盘根错节中理清脉络，无不跟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有一定承续关系。其中主要团体如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组织名称不同，实际上是以新军四十一标党人为主，不断进取变换革命策略的四个阶段。

1908年3月，原日知会联络员湖北潜江人任重远自四川归来，经老师李长龄介绍，投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前队当兵。师生二人经常密谈，计议召集日知会旧日同志另组新社。任重远干劲很大，很快联络到同标士兵黄申芗、杨王鹏、钟畸、章裕昆、秦炳钧、郭抚宸等人，达成共识。相约到汉阳监狱去探望李亚东时，李亚东不仅赞成他们的主张，而且答应在监狱里遥为主持会务。1908年7月26日一场大雷雨中，湖北军队同盟会在武昌洪山罗公祠成立，秦炳钧为会议主席。参加成立大会的还有黄元吉、王守愚、蔡大辅、廖湘芸、曹振武、陈绍武、祝制六等。与会者决定不制订文字章程，强调隐蔽组织保守机密，每个成员多各自进行活动。但身在狱中的李亚东通过陈少武创办《通俗白话报》，以上逸为笔名，不断撰文鼓吹革命，引起了清吏的注意。清吏便严令禁止李亚东见客，《通俗白话报》无疾而终。任重远急于求成，以为只要将湖广总督陈夔龙刺杀，占领武昌，革命大业就能一蹴而就。但难以见诸实施行动。后任重远因梁耀汉和四川党人的联系有所进展，再度赴川。军队同盟会的活动“乃告中辍”。在日知会之后，“武汉军学界绝口不谈革命，寂焉无响者殆年有余。”军队同盟会第一个冲破了这种沉闷窒息的局面，只存在了五个多月，史家评论其“殊无特别表现，惟在党务断绪时，突然重振旗鼓，致后之赓续努力者，日兴月异”。

这年11月，湖北新军第八镇与北洋第九镇在安徽太湖会操。传来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和熊成基趁乱起义的消息。四十一标杨王鹏、钟畸、章裕昆等蠢蠢欲动，在猫儿岭宿营地附近的荒冢间秘密会商。一致认为这是发动革命的好机会。回到湖北的当晚，杨王鹏即邀集唐牺支、郭抚宸、邹毓霖等十余人密谋决定成立组织。12月13日，基本上还是这一帮人在武昌小东门外沙子岭金台茶馆聚会，“以此地行人少、僻静故也。”但他们不再沉默，通过宣言声称中国已经到了“积弱无能，任人欺侮”的地步，“我同胞若非凉血动物，能不痛心？倘不急起直追，则危亡悬于眉睫！同人等有见及此，故发起组织群治学社，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同胞同胞，时乎不再，盍兴乎来！”群治学社对外佯称研究政治学说，扶植社会自治。以四十一标左队为机关部，蛇山新鼓楼洞上的蕲春学社和洪山宝塔，是他们秘密开会的地点。

群治学社成立后，社务稳步开展，不断扩充党人。黄陂人万迪庥回忆，1908年抱着“要革命到营里去”的信念，他跑到省城武昌，投入新军第八镇第三十一标一营当兵。恰好他的同乡黄陂蔡家榨的蔡济民在附近二十九标当兵，把他介绍给同营的刘九穗和黄元吉，不久就介绍他加入了群治学社，并告诉他如何做宣传和发展新社员的工作。如有人问学生为什么也来当兵？就回答执干戈以卫社稷，是我们青年应尽的责任。同时用朝鲜、印度的亡国惨祸与中国的现状作对比启发对方的觉悟——这是第一步。等到对方有了对清朝现实的明显不满，就说清朝政治腐朽到了顶点，专门***，压迫人民，我们要国富民强，非要先打倒清朝不可。如果对方表示赞同，就进一步启发。等到他有了加入组织的要求，再经过一二个同志的审查后要他写“愿书”接受他入会。“已将你的姓名填表入册，如不严守秘密，就会发生危险。”当时的愿书并不是先印好的，而是各自用便条写好，经介绍人和负责审查的一二位同志看过后就予以销毁，防止因保管不善而败露。万迪庥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发展了胡忠良、高***、宋树忠等人参加了群治学社。

因各省扩充新军，从湖北选调军官和士兵去当骨干。钟畸等分赴苏、皖、奉天、上海等地新军中开展工作。庶务一职改推李六如继任。李六如利用乡谊关系在炮队第八标、步兵三十二标及陆军特别学堂等单位开展活动，新军各标几乎都有了群治学社成员。宛思演、詹大悲在汉口办《商务报》宣传革命，意气相投，参加了群治学社，报社中人刘复基、蒋翊武也投入新军，跟他们一起干。以詹大悲为总主笔的《商务报》遂成为群治学社的宣传喉舌。经过群治学社的发展，湖北地区的革命力量进入全盛时期。“历来鄂中党务，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但群治学社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一样，也是因为响应湖南而事泄。可见湖北湖南休戚与共，像一根绳上的蚱蜢。这年，湖南发生抢米风潮，饥民数千人纵火焚烧巡抚衙门。焦达峰在浏阳准备乘机举事，打电报约湖北方面响应。于是，李六如、杨王鹏、黄申芗等密议，决定发动起义，先夺弹药库，继占楚望台。同时，约京山刘英拆毁武胜关铁道，扼守要隘。又派人至田家镇，运动夺取炮台。这是湖北革命党人的第一个起义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长沙饥民暴动已被镇压。黄申芗的行动也被清吏侦知，宪警逮捕时黄侥幸逃脱；其他人也作鸟兽散。风声所播，鄂督瑞澂下令在军中严密搜查。由于李六如已将文件、册据密藏，未被搜获，群治学社的实力得以保全。成立1年零9个月的群治学社，比以往任何革命团体都规范成熟，在于它能随形势变化而变化。几个月后，杨王鹏等很快以原班人马组建了振武学社。

1910年9月18日，是农历八月中秋。“游女如云汉水隈，衣香人影故徘徊。宵行多露侬知畏，贪看秋光踏月来。”那些忧国忧民之士却另有行径。武昌黄土坡“开一天”酒楼来了十几个食客，他们是否吃了时令佳肴清蒸螃蟹无从考证，但这肯定是一批敢吃“螃蟹”的人，来此并非如门联上所说的“天不管地不管酒管，乐也罢哀也罢喝罢”，而是举行振武学社的成立大会。与会者基本是群治学社旧人，改名振武学社，实乃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不变的是革命排满宗旨。众人推杨王鹏任社长、李六如任文书兼庶务，并推举了各标营队的代表，以武昌蕲春学社为机关。

振武学社并非振而不武，像如今的某些组织成立那天即是散伙之日，热闹一场后不再开展活动。“开一天”酒馆也并非只开一天，不过革命党人没有再来，而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于10月11日——九月初九重阳日移师到与黄土坡遥遥相望的蛇山上了。在蛇山新建不久的风度楼上，振武学社召开标代表大会。到会的有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和三十一标江光国、三十二标单道康、炮队八标李慕尧、四十一标廖湘芸、四十二标祝制六等，是240多名社员中的代表。

“我辈复登临昔人已乘黄鹤去，大江流日夜此心吾与白鸥盟。”风度楼是张之洞离开湖北后，军界和学界为颂扬其治鄂功德筹资而建的仿古建筑，与1904年湖北巡抚端方在蛇山上所建的两层西式红楼警钟楼相映衬。此楼被张之洞更名为奥略楼，但民间仍习称它为黄鹤楼。原同治年间的黄鹤楼1884年因汉阳门外董家坡张姓骨货作坊失火而烧毁，由奥略楼圆了江城人民的“鹤楼情结”，上述对联就是端方登楼而题。

中国传统的节日过去是比现在多得多的。重阳节也是登高日，秋风飒爽中，振武学社诸君留连斯楼，必然像时人康有为、吴研人那样咏叹：“极目苍天帆影乱，中原万里对西风。”“苍茫烟雨迷陈迹，多少山河共劫灰。”为恢复汉室江山而踌躇满志，壮怀激烈。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川鄂湘保路风潮愈演愈烈，时任《汉口商务报》总编的刘复基等在湖南会馆邀***议，正值“汉奸”杨度在武汉，他们到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二楼去找杨度迫请他到会，杨度当然是不去，刘复基等扭辫子拉他出门。一种说法是：4月11日《汉口商务报》同仁共愤杨度公开支持政府借债筑路和反对铁路商办。是日，刘复基、李六如等趁他途经汉口，诱其出站，将之痛打一顿。次日予以报道，公诸报端，以张其丑。杨度如此显赫人物,竟让刘复基这些“丘八”来揪辫子，扯衣服，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能在场的既济水电公司老总宋炜臣也很觉没有面子。

一时之快惹来百日之忧。事发现场英国捕房羁留了刘复基，由此振武学社惊动了官府。四十一标一营管带戴寿山得到情报，案子牵涉到李六如，还发现左队司书杨王鹏秘密结社，且声势不小，立即向黎元洪作了汇报。吃惊不小的黎元洪将辖下一营左队队官潘康时传到混成协司令部，严厉地责问：“你队有人组织会党，为何置而不问？”其实黄安人潘康时也热心革命，他把新军军歌中的原句“大清深仁厚泽十余朝，列代相承无异舜与尧”，暗地里改编成“大清篡窃已历十余朝，列代相承无异金与辽。”并对振武学社在队中的活动极为庇护。不过黎元洪深知官场险恶，也不作深究，当即免去潘康时职务。发布命令时遮人耳目：“查，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潘康时吸食***，着即开除军职。此令。”同时改任施化龙继任队官。施到职后，伪作谦和，实则暗中布置密探。不久，查知有振武学社这一组织，就密告黎元洪。黎当时正与第八镇统制张彪争宠，不愿扩大事态，示意“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处理。”即将杨王鹏及四十一标二营司书郑士杰撤差，同时将李六如及一营营代表钟倬宾各打了一百军棍，开除军职。瑞澂还立饬江汉关道齐耀珊，对《汉口商务报》“勒令停版”，并函请英国驻汉口领事令该报迁出租界。

“振武学社经施化龙破坏，停顿两月余，风潮略静，各标同志力促恢复。”（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社务由蒋翊武主持。当时，振武学社社员已近千人。蒋翊武安抚各标营代表说：“此时风声仍紧，望各同志忍耐，不可轻躁！”决心静观一段时期。

1911年1月8日，阴历还是庚戌年的腊月初八，位于武昌阅马厂的集贤酒馆刚开门营业就来了几位客人，蒋翊武、刘复基、章裕昆、王守愚等新军士兵和刚刚创刊的《大江报》总经理詹大悲鱼贯而入。酒馆老板特别奉送每位一碗腊八粥，以图吉利。呼呼啦啦地喝粥时，众人不禁感叹，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一年又快过去了。席间，大家议论，我们虽是一身戎装，却不是赳赳武夫，哪一个不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投入新军意欲以武力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这是前无古人之不世伟业，何尝不是一篇空前绝后的大文章。于是大家达成共识，把振武学社更名文学社，得文武相济之大义。

1月30日是辛亥年正月初一，即旧时元旦，繁文缛节不少。新军在吃了年夜饭后，一早就按编制进行团拜。黎元洪到瑞澂府上拜年后回来，各标、营的长官都去混成协拜年。而新军队、棚在团拜后就放假，许多人到营外与亲友同乡聚在一起过年。蒋翊武等借此机会又借奥略楼召开文学社成立大会。会上，蒋翊武获得一致提名当选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蔡大辅和王守愚为文书员、刘复基为评议部长、邹毓琳为会计兼庶务。原振武学社的各标代表自然地变为文学社代表。

文学社成立的当天情况，一说是“因黄鹤楼人多地杂，不便谈话，只好分开吃茶。文学社就这样表示成立了。”（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还有一种说法则大相径庭，据《共和元勋蒋翊武》中记述：辛亥年的第一天以文学社在蛇山奥略楼三楼成立而拉开革命序幕。这天寒风习习，天气阴霾，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及各标代表20余人对江盟誓，契结金兰，商议继续“抬营主义”大业。

且看《文学社策进举动告同志书》：

……同志起来，同志起来，赶快策动，灭清救国。我同志们既从高处立，阔处行，今以一身置于漩涡之中，觉四面之锋镝盈我目，亿兆之呼声盈吾耳，国仇未报，匣剑宵鸣，此其时乎！此其时乎！同志起来，同志起来，赶快举义，灭清救国。

随后，以蒋翊武所在的四十一标为策源地，文学社社务发展突飞猛进。3月15日，蒋翊武等又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代表大会，推王***为副社长、张廷辅为总务部长，并在武昌小朝街85号张廷辅寓内设立总机关。（一说3月15日假武昌小东门内同文学会开成立大会——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4·27”广州起义风潮平息以后，蒋翊武于黄土坡同兴酒楼召开代表会，决定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起义指挥机关，刘复基驻会办公。文学社还制定了内容详备的《文学社职员及标营代表之职务表》，组织工作益臻完善。这时，文学社成立不到半年，社员增至3000余人，占湖北新军的1/5。分为四个支部，其中驻汉阳、汉口的四十二标称阳夏支部，交通处设郑兆兰寓会，汉阳***定陈德元宅，汉口***定范明山宅，每星期开会一次。文学社核心同志共273人，每每传递机密，多用明矾化水写于纸上，阅时水浸火烤即显。同志姓名册由蔡大辅保管，共置6册。二十九标、三十标、三十一标、四十一标三营，还有驻扎在武胜门外恺字营的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十一营、炮队十一营及工程十一营，都有文学社代表，连宪兵营也有彭楚藩代表在活动。原有的革命小团体四十二标胡玉珍、邱文彬等组织的益智社、武汉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汉口商团刘少舫等组织的神州学社及将校研究团等，都先后并于文学社旗下。

命途多舛蒋翊武

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是湘资沅澧流域诞生的英雄，近读其侄儿宗成（漫征）所著《共和元勋蒋翊武》一书，颇有收益，许多记述引人兴趣，作为湖南辛亥志士的代表，值得添加浓重一笔。

澧县同属“荆楚”之地，柳宗元曾说过，“自汉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县县城澧兰镇名即出自屈原“沅有芷兮澧有兰”之语。蒋翊武的父亲蒋定照原居县城北郊之蒋家庙，于年轻时进城习艺制腐竹，先在南街吕家对门白家巷崔氏祠堂居住，娶张氏，生五子一女，后在丁公桥街置业“蒋兴发豆笋店”。蒋翊武是长子，于光绪十年（1884年）冬月初五卯时出生于南正街。澧县文化传统深厚，相传是“车胤囊萤”的发生地。蒋翊武五岁时发蒙于澧兰书屋，年少时少不了游览“聚萤台”、“后乐亭”等胜地。有一次他与好友黄贞元等登北门楼，眺望通向鄂川的古道，忽有所思：当今天演竞争，非武力莫能制胜。遂取字翊武，誓作刚决雄健、勇于任事之人。

但“文以载道“，蒋翊武仍酷爱读书。他读过一批阐扬“夷夏大防”的密藏禁书，感时愤世。《辛丑条约》签定后，他谈到读史心得时说：满夷“为觊觎中原，竟不惜遗弃其先人故园，使广袤北漠沦为熊罴盘踞之地。此一历史谬误，诚为我中华民族亘古以来最大之不幸。”这一席话至关痛切。1903年8月，蒋翊武就读设在湖南第二大城常德武陵北门玛瑙巷的西路师范讲习所，与林伯渠等同学一起发起成立了“新知书社”。还深入秘密社会，与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刘复基深相结识，成为生死之交。书中说他是澧县第一个剪辫子的人，被人以“洋人”名之。这一点令人置疑，他后来就是因为有条辫子才捡了一命。

从1904年起，蒋翊武一直在各地从事革命活动，先后经历过禹之谟案、“萍浏醴”起义、刺杀端方未遂等失败，百折不挠，最终于1908年7月在武昌加入新军并参加军队同盟会，开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作为文学社社长和后来的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命运可以说是被共进会改变的。宝善里14号机关火药爆燃失事后，湖北当局大肆抓捕，第一个就杀到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即文学社机关。好在蒋翊武事前已化装，头发垂辫，衣酱色旧布衫，外套枣红领褂，一副乡土打扮，跟警方想象的党人形象有差距。在兰陵街警事厅，蒋被押在花园里的东花厅，乘监视稍疏，瞅着机会于人丛中纵墙越屋脱险。他先匿走马家巷蔡大辅家，逢王守愚、陈磊由各营送命令回来。便将蔡大辅家中所藏文学社册据会议记录及一切文件焚毁才分途出走，以避凶锋。因蔡大辅、陈磊早去发辫，不便远行，仍匿城中。蒋翊武同王守愚转移到东城角李长龄处。李说：“此地焉能留君，君有辫，可速亡命天门、京山间。”他俩雇一小船溯汉水而上，王守愚在汉川上岸，蒋在新沟镇上岸。10日晚蒋又搭上一条去安陆的船，当时船上的人较多，堆塞几至难以有座。他自思自念，尤其想到被捕同志凶多吉少不觉暗暗哽咽。半夜时候，河风分外寒凉，蒋饥寒交迫，抱膝而坐。囊中仅有彭楚藩所分之银币七元并铜元数十枚，不料在迷糊睡去时竟被人窃去。11日天明以后，路途喧传武昌革命党起事，乃舍舟登岸，沿汉水南疾行返汉。抵岸时天已拂晓，始悉武汉三镇已为革命党人占领。渡江入军政府，与同志会晤，得知已拥黎元洪为都督。蒋翊武第一次面见黎元洪，见其一语不发，神情木然。出来后对张难先说，都督如此情形，将奈之何？张难先在《六十自述补遗》中说，当时“蒋翊武屏人执吾手泣，谓黎且不可测”，“今夜黎不决，明日晨即弃诸市。更定，督耳”。

蒋翊武过江驻四官殿，设办事处，后迁江汉关成立汉口军政分府。他赴各国使领馆交涉，邀詹大悲到汉口商会找蔡辅卿等筹饷170万元。又由汉阳拨兵两营，镇压歹徒骚乱。阳夏诸军屡开大会，欲具禀军政府，以蒋为副都督。蒋往阻：“此次起义，翊武不过逐群附队，藉同志之热心毅力，幸底于成，无寸功可言，诸君此举是否爱翊武乎？诸君若果爱翊武，则不直属以举鼎绝膑之事，以重翊武之过，而速翊武之谤也。”

台湾学者惜秋说：“……故武昌首义，是蒋翊武一手布置的，但是到了首义之时，翊武却已出逃，而未亲与其事，如果他当时转至较安全的地区而与同志取得联络，指挥起义的军事，那蒋翊武的历史要重写了，吴兆麟与黎元洪的历史也要重写了……此为蒋翊武的大失策。”

蒋翊武终于当上了战时总司令，那是在阳夏失陷黎元洪出走葛店之后，他收拾残局、布置防御，显示出很高的才能。但随后不久就议和停战，他和许多革命党人的历史使命就基本结束了。民国成立，万象更新。蒋翊武作为英雄，不乏美人青睐。他在老家原来的发妻唐氏，已去世三四年，现在正好就地续弦，娶回的是汉阳青石桥女子刘玉珍，还把妹妹玉琴陪嫁而来，让蒋翊武同收二室，好不春风得意。又一个“双十”来临，民国周年纪念的日子，蒋翊武却再遭劫难。黎元洪镇压了马队暴动之后，在10月10日清晨派刘贵狗前来捉拿蒋翊武，因他赴京未返没有得逞。《民立报》当时报道：“汉口如寿里第四十号蒋君翊武之住宅也，伊晋京时，仅留其岳刘翁居住……贵狗即率众大肆搜索，抄掠一空……损失物件列后：手枪一支，前军务部副部长委扎一封，纸币洋五百二十三张，官票三十张，金耳环一对，金手钏一只，青呢袍一件。”这跟后来在如寿里同样发生过的文革抄家何其相似乃尔。

还是这个十月，一批湖南籍党人如宋教仁、黄兴等先后出京南旋，各归故乡。蒋翊武亦衣锦还乡，是否携刘氏双娇就无从考证。他先抵长沙，再到津市，弃舟步行20里绕道澧县小南门进城，于黄昏时不声不响地回到家中老二府街西首25号，这是光复后其父亲以一百多串钱买下的旧屋。蒋翊武本不想惊动地方，但澧县各界早有准备，张灯结彩以示隆重，并把城外多安桥改名翊武桥、东门改为翊武门、正街改为翊武街。这叫蒋翊武受宠若惊，他向乡人反复申言，自己无功可纪，不得享此殊荣，将通衢要道冠以己名十分不妥。就是这次回乡，蒋翊武还遵母命娶同里徐氏，同居一月。蒋翊武的前二任三位夫人各生一女，名宗荣、宗仁、宗义；第三任夫人无出，嗣子宗策，为其四弟保祯过继给蒋定道后所生的长子。宗策据说是中共地下党员，其保留的蒋翊武遗书中多次提到宗仁，“宗仁更名承武，长大时当教养为陆军人材，方不可以男不在世姑息一切至彼不能成器也。现刘媳姊妹皆有孕，不久临产，如均是男，一名复武，一名幼武……”可见蒋翊武在外多时，竟不知宗仁是女子，至临终时还以为自己后继有人，这样也好，死而无憾。

“共和产公，帝制戕公，生有运会，死有运会。辛亥革命，癸丑绝命，成亦英雄，败亦英雄。”（慈利县吴恭享联）李春萱曾说过，就人品而言，“首义三武”，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然而孙武因苟全而善终，振武翊武均早夭于非命。他们的身后哀荣，还是以蒋翊武为盛。1913年蒋翊武殉难于桂林丽泽门外，其纪念碑现为广西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所在的鹦鹉路改称为翊武路；1943年澧县渡口建私立翊武中学；1946年县治澧兰镇改为翊武镇，澧西乡御史桥蒋氏宗祠改称翊武祠；80年代澧县最大的建筑物影剧院落成命名翊武剧院，主干道亦叫翊武路；1995年蒋翊武碑立于兰江公园。1999年湘版图书《湖南辉煌五十年》中湖南敢为天下先的风云人物，魏源、左宗棠、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蒋翊武、宋教仁等七人入选。

20.共进会回国求发展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孙黄”、“蒋何”、“朱毛”之说，为不同时期不同阵营的主要领袖人物。若论领导武昌首义的湖北人，可以称为“孙刘”，即孙武和刘公。一般人认为，“刘公为人忠厚，才情不高，共进会实权在孙武手中。”（江炳灵语）也许刘公的身体状况不如孙武，故精力及活动能力都不及孙武旺盛。1906年底，孙武在日知会失败后侥幸脱逃，风闻黄兴在云南起义，遂走海路到香港，不想云南起义又失败了，便辗转来到日本——中国革命的摇篮。

据有人统计，同盟会成立两年入会的960名成员中,湖北124人、湖南157人，两湖人士共占三成，起着很大的作用。湖北襄阳人刘公是留日学生中的挑大梁者，他曾出资印刷革命宣传资料，刊数万册输入内地，并资助《民报》出版。因此孙文认为他一片赤心，可谓至公，遂改原名刘耀宾为刘公，有着相当的资望。湖南浏阳人焦达峰也是一个活跃分子，面对同盟会群龙无首的状况，担任联络部长的他召集在东京的各地会党首领及部分同盟会会员开会，议论如何进行工作。大家认为，同盟会主要领导忙于南方革命，对长江流域的革命顾及不到，也没有一个安排。我们既然加入同盟会，又不能自作主张跑到内地自己革命。若是新成立一个团体，就有一些独立进行革命的余地，可以在团体的组织下回国一展抱负，加紧进行发动会党起义。这次会上刘公等发问:当年黄兴在华兴会外创办同仇会以联络会党，我们可否效仿？此议得到不少人的附和。孙武是比较赞成在中部进行革命的。他说，科学补习所败露后我曾游历许多地方，两广、云南人说话与我们两湖差异太大。黄兴他们主要是运筹帷幄，而且大多时间是在南洋、香港运筹，语言差异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则不同，要身处一线，光语言差异就不容易和当地人物联络，又极易为当地官府觉察。你们想想，我们在两广云南准备起义，当地官府突然发现来了许多外地人，必然引起警觉，进而戒备。因此我们跑去参加不仅于事无益还极为危险，不光是自身危险，更是给起义计划造成危险。如果在同盟会下再立机关，以长江中下游为主进行革命，我们回去就如鱼得水，有施展壮志的场所。

1907年9月，共进会在东京清风亭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一说1906年3月于四川人舒祖勋寓所成立——蔡寄鸥），参会的有各省留日学生约百人，不亚于同盟会成立的盛况。他们发表的宣言分文言、白话两种：“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亦甚艰巨也。”“所以我们革命，一来替祖宗报仇，二来要早点准备，把全国的会党合起来，不分门别户。取这共进二字，就是要拼死力，有进无退。”跟同盟会有所不同的是，共进会把“平均地权”改成更有号召力的“平均人权”，这是一种创新。简单的解释是：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均，所以要平均人权。共进会名义上仍拥戴孙文为领袖，行动上则完全独立自主。四川教友会首领张伯祥在下川东一带拥有相当多的会党群众，资格最老，对各地码头最熟，被推为共进会的第一任会长。共进会下设军务、内政、外交、党务、理财、交通、调查、纠察等9部，各设部长一人，并设定铁血九角十八星旗，意寓“联合十八省同胞以铁血主义恢复汉族”。共进会任命起义后的各省都督，湖南是焦达峰、湖北是刘公。张伯祥回国后会长由邓文翚继任，1909年9月邓文翚返国，刘公为第三任会长。

但总体上，这个组织也是较为散漫的，各派会党仍按原来的系统和各自的堂口进行活动，并无集中统一的领导。总会会址先设在日本东京居正寓所，后在青山区租赁的“华群舍”。直到一年后共进会会员分别回国进行活动，才实质性地起到了革命团体的领导作用，由于湖北的革命成就和影响最大，共进会一般被称为湖北共进会。

1908年10月，共进会参议孙武与焦达峰相伴回国，于冬天抵达汉口。他们把带回的都督大印、檄文、露布、告示、旗帜、徽章以及国际交涉所需文件等湖北湖南各分一半。在武汉建立共进会机关后，焦达峰回长沙在太平街同福公栈建立共进会湖南总机关，并赴浏阳、醴陵、萍乡联络洪江会、洪福会群众。来往于湘赣鄂之间，共谋起事。

就在他们回国闹革命的差不多同时，38岁的光绪皇帝于1908年11月14日在被软禁的瀛台涵元宫死了。第二天，73岁的慈禧也在颐和园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根据这个女人的懿旨，3岁的溥仪此前已被立为嗣皇帝。小小的溥仪是在奶妈王氏的抱持下登基的。据民间传说，那天，这位乳臭未干的皇帝一会儿要撒尿一会儿要喝水，第三次才在龙椅上坐定，却又被眼前的庄严气氛吓哭了。哭声弥漫着空旷的宫廷，王氏连哄带劝地说，快完了，快完了，事不过三。这句话竟不幸成了大清末代皇帝的谶言——果然在三年内完事。汪兆铭感言：“清政不修久矣，迩且以三岁小孩为帝，不亡何待！”溥仪登基后的许多日子，全国笼罩着哀痛的气氛，一月内禁止婚嫁，百日内不许奏乐。在极度的压抑中，民间幸灾乐祸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三年半。”“湖北反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大逆不道的是，新旧皇帝的名字也被百姓以谐音而派赠了外号：光绪者，“光输”，宣统者，“掀捅”也。

“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张之洞制台大人自1907年9月10日正式赴京任军机大臣，在他所效忠的皇帝皇太后死后不到一年也溘然仙逝。湖北的政局跟全国一样，不是小坏，而是大坏。这几年间像走马灯似地换总督,先是由湖北布政使李岷琛署理，1908年调来的赵尔巽没过多久又调任四川总督，陈夔龙接任不久又被调走，由满人瑞澂接任。“湖广五总督，实无一都督也。”如果不算有名无实的袁世凯、魏光焘、王士珍、段芝贵、段祺瑞，这位瑞澂大人可是末任湖广总督了。不管是哪位总督来，迎接他的都是此起彼伏的乱民事件，还有可能是给他下马威的党人行刺。

孙武卷土重来回到武汉不久,正届宣统元年。他属于武汉通，回家翌日就邀集亲友组织机关。共进会总机关初设汉口法租界长清里98号，并在武昌分水岭12号自己寓所、胭脂巷11号胡祖舜寓所、分水岭7号邓玉麟寓所、雄楚楼10号刘公寓所和刘玉堂的新大方栈、钟雨亭的汉昌里72号、吴肖韩的磨石街寓所等处先后设立机关和秘密联络点。此前，有共进会会员郑江灏在武汉主编《湖北日报》，设共进会通讯处于报社。

满怀豪情的孙武索性把原名孙葆仁换了，宣称自己是孙文的弟弟，以扩大革命影响。据汉阳人王保民1961年回忆：“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历史，以为是孙文的兄弟，说海外要带回侨兵数万来武汉助战。尤其是大汉报胡石庵鼓吹甚力，当时武汉革命的形势，为之一振。”“孙武用三面手法：一面联络会党，一面结合军学界同志，一面又身密、意密、口密（称其‘孙三密’），常常出入赌博场所，搞下层工作，以赌博作掩护。故武汉人士，只知孙尧卿是个赌博佬，而不知孙武是一个武汉的主动革命者。”

1909年2月5日是正月十五，汉口还沉浸在“年尾子”的气氛中，孙武过武昌去找到刚从沔阳过年回来的杨玉如。杨玉如在日本读的师范，回国教书。他请老朋友孙武在附近一家饭馆吃沔阳三蒸，举起酒杯说，年小月半大，我们哥俩今天就算团年了。孙武委托杨玉如以教师职业为掩护，负责共进会与各地联络之事。杨玉如很快找到在黄鹤楼道小学当先生的张振武，介绍他跟孙武会面。“首义三武”中的两位历史性地相遇了，一见投机。孙武邀请张振武到吴肖韩武昌磨石街寓所分机关或汉口长清里总机关做事，主持共进会理财部。“适有湖南浏阳布商刘肯堂、周海文（一说刘贤构、周海珊）贩布至汉口，焦达峰以乡谊关系，说之入会。二人以卖布所得捐充党费，而两机关赖以维持。”

共进会最初的重点是在活动会党。孙武有个重大收获是发展了黄申芗。黄申芗是大冶人，先祖为明朝武官，抗清战死，乡人遂改村名“黄若芬”以纪念之。黄申芗自幼有浓厚的汉族传统种族思想，年少就参加会党。进城投入新军第三十二标，又就读于张之洞创办的专为培养下级军官的陆军特别小学，成立种族研究会，后来还参加军队同盟会和群治学社，身上充满造反***。面谒孙武于华景街后，黄申芗遂把手里的资本——种族研究会那八十多号人马归并于共进会，还利用假期回家乡发展会党。大冶者，大野也，民风强悍。著名的“红灯会”，有柯玉山、胡五、陈金山、金巴子、李云干等好汉三千余人闹过起义。黄申芗在那里设立参谋部，随时能号令会党发难。

孙武还跟京山人刘英接上了头。他们在日本就认识，刘英受共进会派遣带宋镇华回国协助孙武，按党人提供的地址找到孙武家中，两人摇着蒲扇相谈甚欢，喝尽了凉水又把一坛伏汁酒喝了个底朝天。最后身上的裤褂都被汗湿透，干脆脱了个光赤膊，来个“六月无君子”。刘英家本为京山富豪，较有美誉，襄河流域追随的人很多。他在永隆河开了一家“全盛美商店”，用作秘密机关和联络据点。店内还附设邮政信箱，派同志曾济宽掌理，接收海外鼓吹革命的书报函件。宣统二年京山举办自治，刘英认为是大好时机，主动到县府承担南乡主办人，更具号召力。京山一带是王匡王凤绿林好汉诞生之地，有造反传统，很快，刘英手中掌握的队伍猛增到3万多人。

至于汉口这个码头，孙武不会不知道“二刘”，一是他的柏泉乡党地皮大王刘歆生，一是青洪帮“刘大爷”刘玉堂。孙武前往拜见刘玉堂，发展他为共进会第一批会员，并将刘玉堂所属长江会党的某山某水某营一律改为中华山汉水光复堂，统一于共进会内。刘玉堂红黑两道，道道相通；三教九流，来得去得。因担任清廷侦探长，且善于结交，武汉文武衙门的巡捕侦探稽查等人，一有风声都告知他，他随时转告孙武，所以孙武消息灵通，未被官方逮捕过。刘玉堂还斥资在汉口招商局对面河街开设“新大方栈”，作为各省革命党人之秘密招待所，并对他们食宿舟车多作资助。由于其特殊社会身份，清方侦缉人员对他不能不有所忌惮。有时明知大方栈住有革命党人亦佯作不知。

1910年6月的一天，孙武等在另设的全省起义总机关汉口鸿顺里34号商议，把会党统一军队编制，襄阳、安陆、武汉、兴国、黄州的会党分设为第一二三四五镇，各归袁菊山、刘英、刘玉堂、黄申芗、彭汉遗率领。（据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载，“以黄申芗为第一镇统制、宋镇华为第二镇统制，其余三镇拟以彭、袁、刘等分统制。”）这种搞法跟唐才常、傅慈祥的自立军有些相似，反正是要把长江两岸闹得风生水起。

共进会拥有“五镇之众”，实力不可谓不雄厚。但是，由于会党散漫，盲目行动，潘鼎新所属焦逸仙部在湖南、刘英所属龚世英、刘伯奇部在襄河流域、黄申芗所属红灯会首领柯玉山部的暴动均告失败。汉口巡警道派警探多人密布罗网，伺机捕捉。于是，孙武下令五镇军队停止活动，自己避往广西。跟武汉初夏的雷阵雨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于是，共进会革命事业因之暂时停顿。”直到这年6月份，随着刘公、杨时杰等人的回国，才开始恢复活动。

21.共进会与文学社携起手来

文学社的成立，是1911年即辛亥年伊始武汉发生的第一件革命大事。第二件革命大事，就是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为这两个革命团体的联合起了一定作用的，还有个同盟会中部总会，三股或大或小的力量，就像三镇之组合而成为革命武汉、辛亥武汉。

花开三朵，单表一枝。再说说从低潮中重寻转机的同盟会中部总会。

同盟会中部总会与共进会的成立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源于对东京同盟会的不满，除了时间有先后，动机上一致，且都是湖广人主动精神之体现。湖北广济人居正又名觉生，他在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后在缅甸仰光任《光华日报》笔政，发表过许多反清文章。清廷驻仰光领事串通当地政府寻衅将其逮捕，此事引起震动。华侨纷纷营救，使居正的名声更大。居正获释后又到东京，与湖南帮谭人凤、宋教仁等谈及同盟会情况，知道章太炎、陶成章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总部，大有取代同盟会之势。1910年2月，孙文、黄兴策划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消息传来后，“时在东同志概灰心，党事已无人过问。宋钝初（教仁）亦拟避人避世，遁迹烟霞。”（谭人凤《石叟牌词》）同盟会出现相当的沉寂。

6月10日，孙文自檀香山秘密前来日本，随后黄兴和赵声也来了，这是同盟会最后阶段领导人的一次聚首。据说当时谭人凤要求改良会务，孙文表示同意。宋教仁发言时，孙文因对他一度支持章太炎、陶成章深为不满，激愤地说，同盟会已取消了，有本事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问此话从何说起。孙文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怎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宋教仁、谭人凤一起反驳：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有关另设组织的事宜，孙文表示可容他日约各分会长再议。因日本政府只允许孙文作短暂停留，孙文这月24日就不辞而别。于是谭人凤等对孙文不满，认为“中山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同人不得已商议改组。非同盟会负中山，实中山负同盟会也。”

1910年7月，在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由宋教仁、谭人凤主持。大家的共同情绪是：“孙总理只注重广东，对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也不肯给，现在我们要自己商筹一个办法去进行。”一致主张组织中部同盟会。宋教仁提出“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大家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还是以取中策为好”。以长江流域为革命进行地点。方针既定，随后谭人凤到香港和黄兴等人协商成立同盟会中部事宜。黄兴别无意见，只说须有款项方可。胡汉民则表示反对。谭人凤愤然说：“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其时赵声已先期返港，劝谭人凤说：“各行其是，理他何为？”最后黄兴同意由同盟会中部在长江流域联络当地力量，在广州起义成功时作响应，还拨给谭人凤二千元活动经费。宋教仁、谭人凤等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开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与会者29人中没有湖北人，湖南籍、浙江籍各有7人。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宣言》，表现了对原同盟会进行大事改组和改造的倾向。声称“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会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并和共进会一样抛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体为主义”。还试图对同盟会以往的失败作出总结，认为其原因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同盟会中部“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机关设于上海，各省设分部，总理一职则虚位以待。同时一改同盟会组织的某些弊端，特别规定“会员皆一律平等”，表示要在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防止“专制”独断，要求加强团结，消除“省界”观念。在起义策略上，同盟会以往的做法是“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持批评态度，表示要“培元气，养实力”，不轻于发难。8月2日第二次会议公推谭人凤为总干事长，各省分会负责人均已确定，居正虽未到会仍被推为湖北分会负责人。至于总会经费问题，早已采纳邹代藩的建议，把湖南新化的锑矿专卖权出售给日本，由张斗枢、邹永成回国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组织广惠矿务公司。

在东京同盟会总部长期涣散的情况下，同盟会中部总会在国内的成立，客观上适应了当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正在高涨的需要。不过，由于它比共进会文学社的成立较晚，距武昌首义仅两个月，且总部设在上海，并没有置身革命潮流的漩涡中，所起的作用不甚重要。

居正在回老家过了元宵节后到了汉口。在俄租界宝善里广惠公司，居正看到黄兴的来信：“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河岸交通线，以便输入武器。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明确了居正在武汉的地位和任务，就是代表同盟会在武汉主持一切。居正很快找到曾同船去日本留学的沔阳人杨时杰，并通过他约来共进会的孙武和杨玉如。

这个时候，杨时杰与刘公一起从日本回国也不久。杨时杰跟老乡原《雄风报》编辑杨玉如等密议，要在湖北“做点事业给孙、黄看”。当时共进会会务已停滞多时，杨时杰鼓励已从广东潮州回到汉口的孙武重整旗鼓。同盟会中部与共进会的负责人坐在一起时，孙武、杨玉如将湖北共进会和新军、会党内的革命力量做了报告。居正说，兄弟在东京时已听说湖北共进会，也听说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分支，受同盟会节制。现在同盟会正在准备广州起义，筹划之细、经费之丰，前所没有。革命成功已成定论，还要联络同盟会各地分会响应。我们湖北共进会蓄势待发，在各地响应时应该是做得最好的。十天以后，谭人凤也来到湖北，落脚汉口，和居正会合。孙武、杨时杰、刘英、查光佛、邓玉麟等来聚谈。谭人凤很是高兴，拿出黄兴托他带来的800元活动经费。孙武久被经费所困，顿时意外惊喜。

有钱好办事，孙武斥资一百元大洋，在黄土坡20号开了家同兴酒楼，由邓玉麟经理，郭寄生管账、张育万跑堂。酒楼位于工程八营和二十九标的驻地之间，是城外炮八标、马八标入城的必经之地，二十九标、三十标也在附近。“创设酒馆于此，专以食军人，效法梁山朱贵酒店，为结合新军计也。”“新军下操后，来这饮酒歇息，酒酣耳热之后，咸慷慨激昂，人人有陈涉倾秦、寿辉覆元之志……”（《居正文集》）当年春天，共进会在新军的会员达一千五六百人。

同在一座城市，中部同盟会开始竟只知道共进会，还不知道有个文学社。谭人凤到汉口歆生路大江报馆去见詹大悲时，听说武汉有个文学社，十分惊讶。“乃约蒋翊武、李长龄、罗良骏、王守愚会于武昌府狱胡瑛所。”（章裕昆语）真是老虎窝里最安全，武昌府狱聚群英。“谭见蒋、王如田舍翁，李如老学究，罗如贵公子，心初不慊，经胡瑛誉扬，方知系湖北党人之中坚分子。是为文学社与海外同志相结之始。”胡瑛的湖南话声调很高，你莫搞裹了，文学社可是正宗的革命主力。原话是：“湖北党人都具有百折不回志气，本社尤埋头苦干，不以外观夸耀者也。”（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让谭人凤大跌眼镜。

俗话说“一个笼里关不住两个叫鸡公”。共进会与文学社两个组织在同一地方同一阶层中发展会员，难免互挖墙脚、因争夺会员常起磨擦。时在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当兵的潘公复回忆：“我们发展组织的时候，对联系的群众说，孙武系孙文之弟，特派来做革命工作的，并带来钱与枪械甚多。在那时革命基础尚未奠定，说孙武系孙文之弟，正是号召革命的一种方式，所以孙武也容易将加入文学社的人又拉转去。”李六如在《六十年的变迁》中写道：“章裕昆从四十一标请假出营后，很快在马队第八标补上了名。不到半个月，他就组织了四十多个愿意加入文学社但还没有填愿书的士兵。这事被共进会会长孙武知道了，他立即派人去马队，叫那些人推两位代表去填愿书。章裕昆立即将此事报告文学社，孙武在马队挖墙脚。刘复基说，时局很紧张，顾全大局吧，不必对外人说。”蔡寄鸥在《鄂州血史》中记载：李作栋与蒋翊武、杨王鹏等一起在龚霞初家里商谈时，蒋翊武说，我们都是丘八，他们都是穿西装的洋老爷、穿长袍套马褂的秀才老爷，计谋又高，派头又大。他们也瞧不起我们，我们也缠不赢他们。你当心，莫上他们的当咧。

共进会和文学社采取同样的办法去挖对方的会员，拆东墙补西墙。这样难免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有的两边不得罪，干脆跨社，既参加文学社，也参加共进会。这种情形就像后来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时期”。当此之际，噩耗传来，黄兴于4月27日发动广州起义失败，黄花岗又添新坟，埋葬七十二烈士。报上纷传“黄兴攻督署阵亡，胡汉民、赵声当场捕获”。居正、刘公、孙武、焦达峰等紧急磋商于武昌胭脂巷24号。大家认为，广东既已无望，自应有我们两湖首先起义。鉴于共进会和文学社相长竞进，要尽快实现联合。还商议到起义后的都督人选，刘九穗提出以黎元洪任都督，大家并没有感到意外，但未形成决定。由此看来，两派结合是大势所趋，不仅消弭隙罅，还可壮大力量。“合则两美，分则两伤。”

其时，两个组织的同志之间多有接触。如文学社刘复基和共进会陈孝芬，本是朋友，无话不谈。加上其他人从中多有斡旋，为两大团体的联合铺平道路。但是其中曲折不少，据资料记载，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共开了四五次协商会议。一次是5月11日在分水岭7号孙武住处，因双方各自坚持以自己为联合主体而未获结果；第二次是6月14日在长湖西街8号龚霞初寓所，没能达成具体协议，但有了“万不可互争党员”的共识。李六如这样描述：“月色朦胧，长湖堤龚寓的房子里，在一盏美孚煤油灯跟前，大家商谈文学社和共进会如何具体合作的问题。”经过“两会”有识之士多次说合，孙武和蒋翊武的屁股坐到了一条板凳上。

这个时候的刘公，已经从襄阳老家回来了。刘公1910年从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回国，共进会东京总部就基本结束，以湖北作为革命活动中心。患有肺疾的刘公先入汉口普爱医院治疗，后以旅费告罄转往襄阳家中养病并筹款，还在鄂北、豫南一带吸收同志入会。“武昌革命运动自刘公到省后，日趋加速。”

9月14日在雄楚楼10号刘公家中召开共进会与文学社第三次联席会议，决定：为淡化团体痕迹，将文学社、共进会的团体名义一律搁置不用，同时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在讨论以哪个为主占领山头时，以湖北人为主的共进会和以湖南人为主的文学社各执一端，相持不下。刘公主动提出取消原定他为湖北都督的计划。过后，刘复基对蒋翊武、邓玉麟对孙武分别都有所规劝。两个组织于10天后再次在武昌雄楚楼10号开会，初步决定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事部长、刘公为总理。至于都督人选，最后的意见是请黄兴或宋教仁、谭人凤来主持，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对此李六如的小说里有较详细的描述：“约莫在七月半以前，白昼的温度还很高，夜晚已有些凉意。半轮明月下的蛇山，可以望见武昌城里各街道到处是男男女女，燃着香烛替祖宗烧包袱的火焰。左旗附近的阅马厂，正在锣鼓喧天做盂兰会，人山人海，没有看见一个哨兵。前前后后的分头走进了雄楚楼十号，开两党联席会议。此房子虽不大，却很僻静，而且有后门又有侧门。在座的有二十多位。蒋念名单，孙武任总参谋长。孙说，政治处设在汉口好些，因为那边交通方便，可以借外国租界保护。于是就转到保不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杀不杀旗人的问题，大家发生争论。”

过了一天是农历八月初三秋分之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两个组织的60多人到堂，终于达成了联合协议，同时通过了刘复基报告的“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草案。这天，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因事没有到会，他所在的四十一标三营得到瑞澂命令要移防岳州。蒋翊武想请假留下来未成，几天后随队离开了武汉。会上，蒋翊武仍被推为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王***任副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蔡济民、吴醒汉、杜武库、蔡大辅、祝制六、王文锦、徐达明为参谋，杨时杰、杨玉如任内政，丁立中、潘公复、查光佛、牟鸿勋任秘书、杨洪胜、李作栋、邓玉麟分别任交通、财政、传达命令；决定在武昌小朝街85号组织临时总司令部，由王守愚、陈磊为常驻军事筹备员。政治筹备处仍设汉口宝善里14号。当时情况，据李翊东说，联合会上是七嘴八舌，吵架动手也是有的。由于共进会、文学社联合时间短暂，孙武对文学社人了解不多，蒋翊武又不在场，人事安排中共进会人多于文学社人，或许为以后两团体纷争埋下种子，但这都算萝卜快了也带泥，可以忽略不计。

湖北革命党人顺应革命大势，捐弃派别成见，合成一个力量，堪为明智之举。据章太炎在谭人凤墓志铭中说中部同盟会总务干事谭人凤在说合共进会、文学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联合后的新团体既不叫共进会也不叫文学社，而叫“起义指挥总机关”，彻底放弃了以往在名称上的遮遮掩掩而直奔主题——反清起义。至于起义的时间，大家确定在八月十五中秋节（10月6日），继元明交替之际再来一次“八月十五杀***”！

会上，孙武的湖北话说，武昌革命是生路也是死路。我们必须计策万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不敢轻于一掷。刘复基的湖南话说，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满清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全体同志要群策群力，冒险以赴，一切都不要顾虑了！会场一次又一次躁动，标营代表们的湖北话和湖南话在交头接耳，有人竟低声唱起岳飞的《满江红》：“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分水岭12号、长湖西街8号、雄楚楼10号、胭脂巷11号，武昌城内的这四个地方今日可在？那些明清式深宅大院，都在房地产开发中无情地拆除。它们曾经见证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前的伟大联合，以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和以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联袂携手，共襄大举,虽然时间短暂，其意义相当于前人的梁山泊晁宋结义、后人的井冈山朱毛会师。

“指示机宜，莫久使故国衣冠沦于夷狄；挥戈举义，快团结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一场黎明前的暴风骤雨就要来了。

共进会与文学社究竟谁大

共进会与文学社这两个组织的共同点是明显地带有乡情自发凝聚的色彩。这两个组织究竟哪一个更大，也是武昌首义历史悬疑问题之一，值得探讨。

有人分析列入传表的辛亥革命志士650人中,共进会160人,本省籍143人,外省籍17人,有同盟会会员14人,留学生10人,会党首领5人；文学社86人，本省籍62人，外省籍24人，有同盟会会员11人，无留学生，无会党人员。这两个组织中兼备双重会籍的有十人。这说明，共进会人数是文学社的近两倍，本省籍占绝对多数，会员遍及新军、学界和地方会党，领导人的文化素质较高，加之共进会成立于1907年，文学社迟至1911年春节才宣告成立，故共进会的实力和影响比文学社要大得多。

《共和元勋蒋翊武》一书中有着明显的“扬文抑共”的感***彩。作者认为，武昌文学社系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继承发展而来，是湖北土生土长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则是己酉年（1909年）由日本入鄂，旋又长期停顿，至辛亥春始恢复活动，而呈现喧宾夺主之势，致使这两个团体一开始就不很协调。辛亥年开春，孙武、居正相继回到汉口，不久谭人凤自粤来，送活动经费给居正600元、孙武200元。孙武想联络军队，电召人称“营棍”的邓玉麟回鄂帮忙，邓于4月初携情妇谢氏由扬州抵汉，开设同兴酒楼，以入会者吃饭可不付款为优惠条件，以孙武乃孙文之弟相标榜，吸收到不少会员，包括把有些参加过其他革命组织的人拉进来。相对于文学社及前身组织那样艰苦地发展会员，就占了不少便宜，这样各拉山头，相互牴牾就在所难免了。

共进会人数，同兴酒楼5月20日歇业时账上显示不过吸收300人，孙武、邓玉麟则虚报已达一千六七百人，连司账的郭寄生都说“此数欠正确”。熊秉坤也说过，两派力量以蒋占优胜。李廉方的《辛亥首义日记》中说，“武昌首义，扛枪拖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为文学社社员。”据《辛亥武昌首义史》认为，共进会在军队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学堂约有二百余人，其他社会阶层约有二百余人。文学社在新军社员，到武昌起义前夕达三千之众。

共进会与文学社的联合是大势所趋，为武昌起义铺平了道路。但事实上没有达到真正的融合，加之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它们之间的矛盾来不及化解还有所加深。联合几经周折。因为文学社在军队中的力量占有压倒优势，共进会干部“虽有总揽军事成议，至是亦不坚持”。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两团体联合大会，蒋翊武不在，由刘复基代表总司令宣布起义总动员计划8条。双方重要人员约60人，讨论4个小时，都熟悉和接受了这个动员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共进会单方面抛出“未来军政府级组成名单”。人事分配，在总数66人中共进会就占了50席，文学社被排斥得很厉害。

联合后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总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负责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司民政。形成共进会与文学社二比一的格局。李春萱事后回忆说：“刘公是好好先生，对此未表示意见。这样划分，职权极不明确，究竟是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的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所以武昌首义成功以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元洪造了机会，结果革命党人同归于尽，都是这些各不相下的原因所引起的。”

小说《城市英雄》 第六章共进会与文学社短暂联合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