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士，都以为事情会发展成为一场排外骚动。人们簇拥在堤岸上，焦急地用双筒望远镜搜寻对岸外国人的踪影。可是，直到十月十二日凌晨，一艘飘扬着美国国旗的小火轮才从武昌送来美国海伦娜号（Helena）船长克尼勃，以及一些美国水兵和外国人士。下午，当海军军官们把所有的外国人和来自各间学校的大约一百五十名***教姑娘运抵汉口码头时，人们欢呼喝彩起来。”这是汉口租界的外国人眼中的场面。

对辛亥革命的整体关注，成了国人揪心提胆的悬念。武昌首义举世瞩目，也是中外关注的热点，各种报道盛况空前。

从***战争开始，中国的门户已然开放。过去是以国家看世界，现在是以世界看国家，中国没有一件大事不会纳入国际视野。晚清到民初，对中国影响最深的是大英帝国。由英国解密的蓝皮书中可知，英国驻华机构每天都在观察中国的政局变化，然后向伦敦的外交部汇报，他们对中国时局走向的分析，简直比中国人还要了解中国，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对推动清朝的和平交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朱尔典的干预直接导致了袁世凯的上台，一个外国记者甚至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他们的一篇电讯能直接影响英国的国策，英国的态度又能影响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列强的态度。

2009年6月底，“1871—1949武汉珍稀图像——英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照片暨哲夫先生捐赠文物展”在武汉博物馆开展。其中有80余张珍贵历史照片，全部为19世纪后半期游历在中国的外国人所拍摄，照片大多为首次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为丁格尔（EdwinDingle）所摄。丁格尔是英国传教士，1884年来到中国，长期在中国传教，写了《徒步穿越中国》、《我在***的生活》等书。武昌起义时，他作为上海英文《大陆报》的特派员，从事战地采访。他是武昌首义爆发初期最先到武昌采访的西方记者，采访到新任都督黎元洪，后写出了《中国革命目击记》。

继“日不落”帝国英国之后崛起的美国，这时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纽约的时报广场成了“世界的十字路口”，同样对中国的辛亥革命密切关注。《***》1911年10月13日到14日这两天，连续不断地发布了十多条来自各地的消息。如汉口10月12日电：“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国体有望建立”，“汉阳兵工厂已被义军占领，武昌起义获得成功，清国其它诸省省府开始响应起义。起义军组织严明、供给良好，外国人受到保护”；北京10月12日电：“大清政府紧急调兵支持汉口前线”，“另传前被慈禧驱逐、流放的光绪帝政治顾问康有为已抵达汉口”；华盛顿10月12日电：“清国驻美使馆称国内形势非常严峻”；东京10月12日电：“日本外务省称在武昌的日本人受到优待”；芝加哥10月13日电：“孙中山现在美国境内”；汉口10月13日电：“武昌革命发展迅猛，满清统治恐将结束”，“起义军无法有效地维持秩序，汉口、汉阳以及武昌的贸易已完全陷入停顿。劳工阶层失去生计，并且正试图抢掠。城内50多万人逃往乡下。”伦敦10月14日电：“革命军在武昌宣布成立共和制政府”，“这里收到一封发自上海的电报说：武昌已经宣布成立共和政权。一支强大的革命军武装力量已从汉口开拔，准备与来自北方的清国皇家部队交战。一场大的战斗预计将在两日内打响。另据报道，汉口市爆发了一场巨大的火灾，官署大楼和银行已被烧毁。”

中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纪元之一。各国驻华使节、报刊记者、传教士以及商人，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时用函电等方式报告本国，或者公诸报端。“阳夏战争前后两三个月内，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向日本政府发出71份情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向英国政府发出143份情报，充分显示了列强对此役的极度关注。”（冯天瑜《阳夏战争述评》）

从本土报纸到上海媒体，再到国际著名报刊，新闻报道没有地域国界之禁限。总而言之，因为武昌首义，武汉在那段时期被国内外空前关注，它的知名度日益扩大。

47.《大汉报》与胡石庵

“大江流不断，点点数归鸦。名利舟中客，英雄浪里花。淡烟摇远水，薄霭孕残霞。回首西山外，云横日影斜。”读着此诗，引出它的作者胡石庵来。辛亥革命史不能没有这位职业革命宣传家的一章。

据说武昌首义后，有两个日本人和一个英国人在汉口问胡石庵：“武昌之变，究竟属何性质？”胡石庵答：“革命党起义，光复汉族河山，推翻君主，建立民国。”“恐怕不一定吧，我们领事馆接到总督瑞澂的照会说，武昌是土匪作乱，奸虏烧杀，抢夺钱财，无恶不作。既是革命党起事，为什么没有明文公告使中外人士了然呢？”“你们不要相信那一套，那是瑞澂的恶意中伤。一两天内，就会有革命的机关报在汉口出版的。”胡石庵话音一***上回到公司，以大幅白纸和黄纸手书两张“大字报”，张贴于离公司不远的江汉关署门首和英租界栅子口，报道起义有关消息。如革命军占领武昌，瑞澂、张彪弃城逃走等；左下角的空白处，写下“革命军抵汉口，汉口军分府成立”两行大字。大字报下读者如堵，蜚声三镇。《大汉报》就这样草率创刊，内容大如形式，口号胜于论说。

1911年10月13日，新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谕令牟鸿勋、苏成章、周之翰等筹设政府机关报，以广宣传。朱峙三的遗稿中追忆当时情况：是晚，都督令开会，牟鸿勋以两湖师范学堂同学上百人滞留武汉，亟待安置。“牟与苏成章、周之翰商议，先组织《民国公报》安插之。以蔡以贞，刘复、黄万生及予均办过报的，当请黎督手谕。在藩库提拨元宝2000两为开办费，以同学张樾为副经理，牟兼正经理，张兼主笔，并约任素、张祝南、刘汝麟、张世禄等办理《公报》，即日出版。就大朝街60号官报局为馆址，命未回家的工人办理印刷，由馆中先发一月工资以为鼓励。二十四日，员工整夜未睡，立时即印出20份。次晨，分送各机关，并张贴于要路墙上。发刊词及社论，檄文二张，为任素手笔，而都督一切法令，重要文电，必先送报馆登载。”

10月15日武昌起义后第一家革命舆论机关《大汉报》正式发刊。这是胡石庵凑集一点钱，买回几令油光纸，一个人自写自编出版的。创刊号登载“中华民国军政府”讨伐清廷的檄文。此文文笔锋利，既非军政府文告，亦非受命之作，是胡石庵闭门造作的。正在开印时，郑江灏来问：“这是江那边的革命军政府送来的吗？”胡说：“非也，是本店自造的。”郑说：“你好大胆，竟敢擅用军政府名义。”胡答：“把声势造大些，既可以安军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

“创刊号刊发社说《敬告军政府》（记者十厂)，告诫军政府团结一心，防止党争与内变。连载三日。”“嗟乎！新水非故水，前波续后波，我民国军如锦如荼之舞幕既已高张，诛无道秦建中国，著者日企趾作渴望也。”创刊号上还有新闻和专电：黄州巡防营独立；荆沙宜昌的驻军宣告独立并向武汉赴援；湖南革命军占领长沙，其援鄂部队即日可到；九江独立……都是胡石庵道听途说甚至向壁虚构的，人们都信以为真。一时轰动武汉三镇。就是那张创刊号，竟一印再印，重版六七次，销行两万余份，首创汉上日报销数最高纪录。

《大汉报》由胡石庵独立经营，馆设汉口歆生路大成印刷公司内。该报的创办，出于对外显示新生革命政权的创立和存在，“以言论造成民国”，代湖北军政府宣达命令，张大革命影响。有了詹大悲为首的汉口军政府支持，《大汉报》名正言顺地成为革命机关报。李春萱在《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说：“它尽量刊载革命胜利消息和人民群众拥护革命的情形，总是供不应求。交通要道贴有《大汉报》的地方，挤满了看报的人群。”胡石庵还联合英文《楚报》向国内外宣传首义宗旨，外国的通讯社和报刊都以《大汉报》的消息为依据。

10月16日《中华民国公报》创刊，这是武昌起义后新建革命政权的第一家政府官报。湖北军政府主办，馆设武昌大朝街68号原官纸印书局内。牟鸿勋、任素(岱青)分任正副总经理。创刊号上的《发刊词》为张樾、任素手笔。《中华民国公报》假借孙中山大总统名义，发表《布告大汉同胞书》(查光佛撰)，声讨清政府罪恶；号召直捣黄龙府，建立民主共和国。此文传到伦敦时，有人还拿着报纸向孙文祝贺。

10月18日《汉口中西报》载：“军政府以国民军纪律维严，诚恐犹有扰民情事，昨又大书特书‘不准骚扰’四字，通贴通衢。字大径尺，最易触目。”又谓“汉口逃乱之人原以念一日某国兵轮到汉耀威，试炮三声，闻之者各寒心丧胆，旋即起意搬迁，有迁于租界地内者，有回本乡者。有乘轮上下各回原省者。下江人之家眷现几走十分之八，本省人之家眷几回十分之九。汉口近三日间较前日已少去三分之一。”

10月22日，汉口军政分府机关报《新汉报》创刊，胡石庵起了很大作用。此前，詹大悲特携官票一千张，到汉口歆生路大成印字馆会晤胡石庵，要利用这里现存的印刷工具办报。英雄所见略同，胡石庵说，我已经布置好了，还拿出《讨清檄文》、《告四万万同胞书》两篇文章，以及各省的响应电文十余件，给了詹大悲。詹大悲下令查封汉口熊家巷的官报《公论新报》，改为军政分府印刷处，《新汉报》以此为基础创刊，由何海鸣任总经理。“以兴汉灭满，唤起国民尚武精神为宗旨。”经费由军政分府提供。

萝卜快了带出泥。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当时的报纸和报人。胡石庵就是武汉最早的“假新闻”炮制者，报上所发文告，多系杜撰，却是为了安定人心，维持大局。10月底，《大汉报》刊发短评以稳定民心，“外间谣传萌昌带旗兵3万来鄂，此说大误。北洋陆军仅有6镇，纯全之旗兵只一标余，如能出此重兵，独不惧都中又召汉军之变耶！惟大势至此，满贼与汉民已不两立，设虏廷优胜，吾汉民无噍类矣。”当然，作为一张严肃的报纸，《大江报》在办报宗旨上“必从实以记……可褒者褒，可诛者诛”，“不为曲隐，不为巧饰。”对武昌城内个别起义者戮及满族妇女老人的行为亦“大不为然”，认为“革命旨在光复，不在报复。……戮及满人，目下万不可再为。”（胡石庵1912年《湖北革命实见记》）

10月29日清军大举进攻汉口，发行仅14号的《大汉报》报馆即被焚毁，馆员三人罹难。胡石庵避走武昌，即谋规复。他在武昌贡院新街觅得一处清吏住宅，由湖北军政府官报局拨给一些机器和铅字，张罗三天后即复刊发行，又开始炮制一些稳定人心的消息。11月《大汉报》刊发战地通讯《汉口五日记》，报道汉口保卫战期间大汉报访员亲临前线采访和大汉报馆被焚情形，文云：

是夜(10月27日)，散兵无从归队，歆生路一带遍处皆是。本馆自编辑房至印刷处，胥为军人坐满。记者彻夜未寝，亲督馆中夫役出茶水遍给，且与谈战败情事，次日，歆生路一带遂为战斗要点，一时炮弹枪丸如雨下落，才五分钟，本馆门前已落空炸子母弹14枚，本馆中印刷工人40余名，一时尽散，遗者但记者及访员詹茂林、校对关***与学徒6人。……记者乃偕詹(大悲)站立门首观战事终局。……更视我军已如泉退下，……记者窘极，急与遁趋路中迎面呼曰：诸位弟兄休退，诸位其何以对汉口百姓!且呼且泣。中有热情者，闻言多拍胸曰：转去!转去！……记者至此知战胜已无望，始弃本馆，匆匆奔入租界。

《湖北革命实录馆》成立后，《大汉报》馆编辑同人应约编写的《大汉报历史记略》，1913年3月24日提交，系统记述了该报自创办以来的斗争经历及社会声誉。

……辛亥八月，义师起武昌，石庵誓以十万毛瑟输军府，故本报咄嗟出版，距鄂军政府发现差不两日也。一时中外哗传，惊为神速。出版第一日即销行三万余份，南北各省如苏、浙、皖、赣、闽订阅函电，纷至沓来，甚有虑中道陆沉，特遣专足者。而旅汉西人，日辄十百联袂来购，购不即去，每就馆翻阅，阅竟有复购多份者，不得，则以昂值致之。贩报小儿频以此获奇利。南洋华侨与夫欧美各国之民党皆专电致贺。美国《纽约报》称本馆为“革命军之先锋”，又称为“革命军势力雄厚布置完全之现象”。日本《大阪》、《朝日》、《每日》三新闻，有谓本报为“革命党之总机关”，又有谓“湖北革命之主动的”，又有谓“支那文字之怪物”。葡国某报则谓本报为“支那报界新产英物，坠地即飞”。露国某报谓本报“区区一纸实有震动中国之魔力”。英国《泰晤士报》谓本报为“湖北首领报”，又谓“民国之第一张报纸”。法国《少年报》亦谓本报为“革命后之第一出版物”。巴黎《日日新闻》则举本报证实拿破仑“一纸贤于十万毛瑟言之”。德国官报谓本报为“革命党之利器”，又曰“革党所恃以挠动天下者”。诸如此类，不及备载。……迨十月，汉阳失，司令行，北军炮毁都督府，黎公亲率兵驻洪山，武昌乃大扰乱。十一月，一日之中，城内落炮弹近百数，各机关逃亡将尽。本馆落炮弹七枚，门墙屋脊皆毁坏，出重金遍啖平民，始未走散。然城内已秩序尽失，人民去来奔逃，扶老携幼，哭声震霄，士心离散，遗枪满道途，政府所办之公报已停版。本报为镇定计，乃伪作他省战胜、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新闻，临时赶印，半日之间发6号外报，人心稍安，士气复振，得免内溃。时武昌童谣有曰：“大汉报，真个巧，见了他，胆大了”。又曰：“大汉报，胆真大，人人怕，他不怕。”即指此也。后本报复作有劝北军同胞白话文数万余言，按日登载，使人就租界遍给北军，北军观之，乃纷纷感动有泣下者。旬日中凫汉（水）投诚及解甲遁走者殆近万人，将弁无法禁止之。此辛亥十、冬月事也。是为本报鼓吹最力时期之历史。

“孝儒舌断血成碧，子胥头悬眼尚睁。革命未成遗恨在，江流呜咽作悲鸣。”胡石庵挽悼彭刘杨三烈士的诗，也是他的自白。有一个署有“觐”的人在胡石庵的像赞中写道：“现革命身，说革命事，为革命家，著革命记。”甚至有人笑谈：中华民国是胡石庵吹起来的。

48.中国报道的《申报》视角

有一张老照片，注文为“上海市民在望平街报馆前等候武昌起义的消息”。报馆设在望平街的《申报》创刊于1872年，终刊于1949年，它坚持“独立精神”，是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广的第一大报。1872年9月9日《申报》即开始在武汉销行。“始则未经入目，销路寥寥，继则逐渐通行，发售日胜一日。”对于辛亥革命《申报》不惜版面地进行了详细报道，故上海市民先睹为快每天翘首以待来自武汉的消息。

《申报》1911年10月12日“专电：武昌失守鄂垣节前即传革党起事，初定十六日，因严防未得逞，旋改十八日，又为密探侦悉，捕获革党二十余人，起出炸药数十箱，党人知事败，十九日。即约同新军仓促起事，城中兵单，遂失守。”13日“译电武昌仍在战斗，惟目下大都从事捕寻满人。革党领袖已颁发告示，其主要之款以驱逐满人为宗旨；革党政府担任保护外人及各国租界，违者论死。昨传张彪死信，尚不确实。中国炮艇现正预备战事。”

若详作了解，可看《申报》的三篇通讯：

1911年10月15日报道：

革命军起事记(一)本报鄂省访员二十一日自武昌逃出后，特寄快信述乱事情形云：十九夕八句钟后，将革党一律收禁模范监狱(十八日及十九日午后捕诛革党情形另载后幅)，其租住革党之小朝街等处房屋，经巡警道发封，闻抄出之名册多系军学界中人。当道恐激巨变，原不欲深究，然以风声如此吃紧，不能不严为戒备。张统制以二十九、三十两标兵丁大半籍隶荆州，驻防谅不至变，爰于十九夕将该两标枪机子弹发下(各标枪机子弹前已缴库)。讵有工程第八营兵士闻悉此事，大为愤激。谓当道授旗籍兵以枪械，是明以备敌我等也。该营兵入革党者本多，于是一倡百和，倡言革命……众叛军遂开枪向其轰击，由十句半钟战至十一句余钟，旗兵死者狼藉，余遂溃逃，而二十一混成协之各营亦一律同叛。

督署守卫之炮、马兵约二百余人，遥闻十五协枪声作，即各以自布缠袖，在头门前开枪向内轰击，署中内外值班之特别警察队(即卫队)、消防队，当分据大堂及升官楼上还击抵敌。忽然署侧王府口正街火起，电话传音不息。张统制于弹雨中冲入，泣告瑞督，曰兵已全变，顷即来攻，大帅非速避不可。瑞督当命眷属改扮男装，瑞则装作贫民，立刻撞开后园墙，由巡捕、戈什、武员、镖手等保出。此时正十一句钟，炮、马两标叛军已由保安、望山两门冲入，沿途喊杀连天，火光熊熊。制军携带印信，欲向别署暂避，然无兵可以抵敌。乃命眷属先随众逃难男妇出城，上某兵轮，自带数十人，拟步行至王臣街右路防营统领陈得龙宅中。途与陈遇，陈带有防营约二百人，当下骑让制军乘，力劝速避出城。十五协统王得胜亦带亲信武弁数十人寻至，遂拥护制军出文昌门。不数武，见有一营兵士排队拦住大路，制军甚为惊惶，命人询之，始悉系辎重第八营。该营得管带萧国安之力，并未同叛，即保护至江岸，乘小轮驶至距省二十余里下新河红砖官厂内暂避。文武各官闻信赶至者人数颇多。

署前之火愈烧愈广，沿途叛兵见警即殴，或遽枪毙，所有警棚全行拆毁。各警士皆将制服、制帽脱下。弃于道旁而遁，警区中空无一人。警务公所内原寄藏有军械，各叛兵拥入劫掠一空。科员等皆已逃散，警道王履康业已微服出城，众搜寻不得即走，眷属人等均未受其蹂躏。其督署附近之火无人扑救，沿烧约百余家。署中各兵闻制军已逃，又见叛兵愈集愈多，知难抵敌，有投降者，有越墙逃者，有被枪伤及殒命者。计相持至三点钟之久，众叛兵方拥进上房，大肆搜寻，只见旗装仆妇数人，一概枪毙；其幕僚厅、督练公所、***会议厅各处人员，凡操京音者俱被枪毙。又遍觅参议官铁忠无着，乃重至头二门满浇洋油放火。幸时已天明，乱兵去后即经巡防队救熄，只焚去头二门一带房屋数十间。而王府口一带之火至二十日辰刻亦经扑熄。

十九夜各营齐变后即分数股。有一股围绕藩署，申言只找藩司连甲及诸旗人。藩署只卫队六十名及巡防队两棚，彼此开枪对敌。卒之卫队不敌，退守广储银库一隅，而连藩亦改装越墙而遁。守库卫兵力战至二十日上午十句钟时，火药将尽，突有修筑度支公所之土木工匠与署中人力车夫结队扑入，将库占据，各携元宝而逸。各叛兵则在署内遍寻连藩及其眷属，俱已不见。闻有连藩之公子一人被戕。至卫队队长各官弁及兵役人等枪毙于署中者约二三十人，其余司道各官因非满员，其衙署均安然无恙，惟江夏县署因被模范监狱牵连，大堂以外悉被毁坏。至模范监（狱）所禁十八夜拿获各革党及新旧人犯，暨分监看守所、拘留所各犯，俱被释出……

二十日晨，城中各署已无一官，其未逃出城者，俱匿于公馆、民房之内。城门由革命军把守，一律锁闭。惟文昌门曾开关过兵两次，每次百姓乘势挤出者颇多，有老弱男女百余人挤毙。自十九夜至二十一晨，枪炮之声不绝于耳，闻系未变之某营及巡防队与革命军在通湘门、千家街、阅马场等处接仗，沿途枪弹误毙之平民触目皆是，各铺户皆关门，惟持现银铜元者仍可购物。钞票已不行用，日食各物一日间遽涨一倍。幸革党尚以保护人民为宗旨，并不至民房中骚扰。

二十日午间，各处遍贴有中华国民军政府鄂军都督黎所出告示，宣布革命宗旨。闻众兵已推混成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各军官有不从者俱被杀害。现江中已停有兵舰五艘，并有岑云帅所调入川之桂军两营在船上未登岸。闻已有电奏调南北洋两省之兵，日内可到。城中人恐外军开炮向内攻击，惶惧已极。又闻汉口江心有各国兵舰已挂白旗，恐不确也……

《申报》1911年10月16日又载：

革命军起事记(二)……革命军既据城，以司令部尚无地安设，拟借咨议局为暂设司令部，特邀副议长汤化龙及议员夏寿康、张国溶诸人，暨提法使马吉樟、江夏县李曾麟到局商议。诸人初不肯来，党人言不来将杀之，众乃惧，陆续到局。党人即提借用局所之议，众允之。党人又言革命军此次据城，断不妄杀无辜，亦不损害商业，惟诸君既为全省代表，本军如有缺乏粮饷之时，须由诸君担任劝助。众以无此权力却之，党人亦不相强，即送诸人出局而去。惟会议时马法使、刘县令皆战战兢兢，不敢发一言。现闻汤化龙已被举为湖广总督，高松如（劝业道)则被举为度支使，专理民政。

革命军入官钱局，见有遗存钞票一律焚毁，其散放在外者，则出示禁止行用，另发军用新钞票代之。其票淡红色，上绘双龙，下刊“中华银行通用，准完一切税厘”字样。闻革党初议旧式银元、铜币皆不准用，嗣以党中并无新铸银铜币带来，恐市面不便，故暂准行使云。

二十二日晨革命军发出示谕，并使人鸣锣示众，谓商人商业极力保护，速即开市，违干查问云云。故是日下午起各店一律开市交易，市间果无被抢者。

又据访友抄示革命军之告示，文云：“中华国民军鄂军都督黎示，本都督驱逐鞑虏，恢复汉族，凡我同胞皆宜谨守秩序，勿违军法，所有刑赏各条开列于后：藏匿鞑虏者斩，藏匿侦探者斩，买卖不公者斩，伤害外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奸掳烧杀者斩，邀约罢市者斩，违抗义师者斩。乐输粮饷者赏，接济军火者赏，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串众投降者赏，劝导乡民者赏，报告敌情者赏，维持商务者赏。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某日。”

《申报》1911年11月9日“汉口战报”对阳夏保卫战的反映：

汉口自初十日以后连日停战，惟北兵仍在汉口街上放火，烧去民房一千余间。袁世凯虽出示安民，然北军到处抢劫奸淫，无所不至，所统兵士多无智识，只知打革命党，并多不识字。连日汉口路上所见者，惟有赤十字员、外国人、北军，其商人与上等人均已逃往他处，民军则尽退在武昌、汉阳两处，黄兴兵亦在武昌守卫。北军兵士逃往汉军者不少。

……十四日三时，两军又开战，有向十基罗密达（公里）车站开炮轰击者。谣传民军派兵抄袭官军，夺回北军所占之地。是夜民军曾奋勇攻击官军，胜负未明。武昌下游地方，是日亦有北军炮船开炮轰击之事，未几，即有剧战，北军被青山炮台大炮逐回。汉口界外东北角亦有战争，受伤各民军由船只载运渡江，至武昌红十字医院医治。

十五日，汉口两岸又有战争，互开枪炮，但两军皆未得利，死伤甚多。

感谢《申报》，为武汉留下了这些历史的记述。

49.中国事件的外国报道

当笔杆子遇到了枪杆子，或者保持沉默，或者也用枪杆子来说话。1911年10月10日即辛亥年八月十九，武汉人发言了，武汉人发怒了，武汉人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了革命暴动的呼喊！

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打响，经过十来个小时的生死搏斗，11日晨，武昌天亮了，光复了。这场战斗，“或谓革命军死伤共二十余人，督署守兵死四十余人，旗兵共死五百余人，俘虏三百余人。”较之后来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战争，只能算很小很小，但它的历史地位却很大很大。

“你将会知道这个最古老而人们又最不了解的国家，正在写着世界的头条新闻。只要这个巨人烦躁地翻来翻去，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舒服地睡觉。”这是英国路透社和《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WilliamH·Donald）发表的预言。攻打武昌总督衙门的枪炮声，就是通过他的笔，把这条“头条新闻”传遍世界的。《泰晤士报》还有个记者叫莫里循，他在中国待了几十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跟袁世凯有一定的私交。他多次介入了中国近代的重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武昌起义之后，他密切地关注中国，利用给《泰晤士报》写电讯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政局，作用很大。

据说武昌首义这天，“武汉各报全部停版呈观望态度，没有一篇报道。”其时，有一份英美主办的英文《汉口日报》记下了历史的过程，该报在武昌起义最初三周所刊的新闻消息，已于当时辑录成《革命日记》正式出版，原书藏美国国会图书馆。1980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先生访美时得其复印件，始知此事。回国后，章开沅、万小楠将该书全文翻译，刊于《辛亥革命史丛刊》，从而让国人了解这一中国事件的部分外国报道。

英文《汉口日报》10月10日在题为《俄租界大事件·革命机关之暴露·炸弹与革命宣传品已被查获》一文中报道说：“由于昨日下午俄租界一枚炸弹的爆发，破获了此前未曾察觉的一个革命机关。……被捕的两个人移交给夏口厅。……在巡捕查获的物品中有革命旗帜、武昌地图和安排各路革命党人进攻武昌城的计划。”10月11日，刊发了《革命运动——武昌发现叛乱者——匪首之处决》一文：

“昨天一清早，武昌城门紧闭，禁止出入，异常的惊恐蔓延着。访问之际得知夜间曾经突然搜捕革命党人，结果捉得28个嫌疑犯，有军人也有老百姓。其中匪首3人被判处***，并且已在清晨斩首于总督衙门外面。”《晚间的骚动》则报道：“下午7点45分，江边守卫者惊骇地看到城外数处起火。三处大火同时发作，几乎立刻就被辨明，火最大的是东营房，那里储存着大量军火。火焰从后者两端同时升起，顷刻之间在汉口就可以清楚地听见起火的声音。它处火光似乎较小而且很快熄灭，但营房继续光如白昼，其中贮藏品显然劫数已空。晚上8点50分，又一处大火在东南方升腾，后来蔓延到炮营，并且猛烈燃烧一小时以上。”“包括《汉口日报》记者在内的一个侨民团体，在9点钟以后迅即前往武昌江岸，但是漫步前往东营房视察，未能受到防守在土墙后面的军队的友好接待。”“从中国人那里获悉，新军大部分公开暴乱，虽然军火供应甚少，但他们仍然策划进攻城门。”

10月12日，该报刊发《革命》一文评论武昌起义：

“不管人们如何看待革命的通常行动，但在过去的几天里，有件事特别增加了他们的声望，表明了他们的意愿，这就是大量发布宣言要求维持秩序。对于外国人来说，其着重点是必须使之尽量满意，人们不能不欣赏他们这种宣告愿意维***律和秩序以至继续贸易的态度。”“他们的不满并非针对任何个人，而他们的行动则完全是为了推翻清朝政府。一个星期以前，已经有不靖的传闻和骚乱的流言在散布着，但是我们很难想到这样有组织的叛乱竟然近在咫尺。我们以为它将表明不过是一次轻微的骚扰，开头可能是起于兵变的通常原因，名曰克扣军饷。”“但是，在我们眼前进行的这场冲突非常严重，它是遍及全国的大动乱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这种组织存在于帝国其他团体，将使武昌叛乱具有更令清朝政府惶惧的性质。我们得到消息说，湖南有同样的叛乱。它连同四川和武昌的叛乱，形成长江流域强大的革命链条。”“镇压这次叛乱，将使政府付出成百万的金钱和成千的生命，而它却具有蔓延到广大地区的威胁。很难说何处是止境，不过此刻清朝的地位已经极为不稳。”

在《军舰的调动》一文中，还报道了日本、德国、英国、美国急速调动舰只，开赴汉口，以威慑革命的消息。《外侨离开武昌》一文报道：“……多次要求允许她们也能撤出，于是批准150个孩子、一些传教士、司令官一行乘海伦娜号离开省城。只有四个传教士留在武昌，他们留下照管那些学校。美国舰船海伦娜号在两艘汽船伴随下驶去，将克莱柏安全送到汉口。”

该报还在《攻克汉阳兵工厂》中报道革命军分数路到达汉阳。“他们悄悄进入汉阳城内，戴上革命徽记，进行他们的活动。火药厂于凌晨一时攻克，随即又占领了兵工厂，仅只开了几枪。在兵工厂缴获不少于140门三英寸炮，50万发炮弹和足够制造200万发炮弹的火药。此外还有3200万发步***和5000万发野炮炮弹，据说这些都储藏在武昌附近，将使叛军足以支持一段时间。”

《伦敦新闻画报》全程报道的最大特点是图文并茂，注重图片资料的运用，符合现代新闻规律，并具有史学研究的文献价值。如：1911年10月21日的报道：

西化的中国新军——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清政府的军事规划，到1920年止，中国军队将有120万新型官兵。现在的军队教官基本上是留学归来的中国军人，这是一场革命。发稿时，记者认为中国军人大部分已不再效忠皇帝了，大部分军人已经参加了革命。据说已经有25000多军人参加革命。他们大多是训练有素的军人，革命军人在臂上缠了一块白布作标志，显然军事训练的时候，他们就说好了以白布为标志。

留辫子是军官的一种特权。普通士兵必须将辫子盘在头上，戴上帽子遮起来。

1911年10月28日的报道：

陆军——中国的常备野战军；有可能使清军打败武汉革命军的方法——京汉铁路运输现代炮兵部队到武汉。据《泰晤士报》的军事通讯员说，这次清朝军队能否快速镇压武汉的起义，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派到南方去的军队的忠诚，二是京汉铁路的安全，三是起义控制在武汉。看起来这场战争的胜负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尤其是金钱和战略物资。举例说，本周初曾有报道，中国政府财政拮据，连官员们下个月的俸禄都发不出来了。此外，曾有报道说，清军在汉口发射的子弹被发现跟涂了颜色的木头一样。需要指出的是，革命党在起义之初就占领了湖北省官钱局，那里有200多万两白银，革命军还占领了更为重要的汉阳兵工厂。革命军的致命弱点是他们很容易受到来自京汉铁路方向来的快速进攻。

《伦敦新闻画报》认为，中国新军的历史不到16年，起源于1895年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建立了一支有效的现代新军，取代了以往那些衣裳不整、素质低劣、整天吸食***的旧军。《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报道，从字面上来看清朝军队名额为240815人，实际兵力是180000人加162门山炮和野战炮，其中160000人是战斗人员。整个军队包括陆军和巡防队，巡防队平时维持治安，战时充当第二防卫梯队。

1911年12月9日的报道：

据报道，11月27日，清军收复了汉阳；次日清军渡过长江，夺回武昌。12月5日，在英国驻汉口领事的调停下，交战双方签署了3天的停战协议。

我报特约画家的一幅素描向着下关和长江码头的仪凤门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开放，之后城门紧闭。只有那些有通行证和持特制黄旗的人才可进出。画这幅画时，大约有200苦力和一些人力车等在门外。这时，一队士兵拿着一面黄旗走近了，城门开了一部分放他们进去，一队武装的士兵拿着鞭子出来让其他人往后退，人群中一阵骚动，城门内传来一阵枪声和一声尖叫。接着，守城官非常激动地走出城门，向人群开了一枪。最后士兵们进去后城门关了。

“死亡与光荣”志愿者在上海。他们胸前的标志表明他们志愿从事任何特别危险的任务。

50.各国态度的微妙变化

武昌起义的枪炮声震惊世界，在汉口租界的各国领事迅速介入，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表明态度并采取措施。作为中国中部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城市，武汉在此期间俨然成为英、日、德、法、俄及美国、意大利等国激烈角逐的表演舞台，从而置入巨大的国际政治漩涡之中。

武汉市档案馆躺着这样一份材料：鲁履安的回忆，武汉市民主建国会工商业联合会史料小组整理，时间是1961年7月17日。鲁履安（1889—1965）湖北江夏人，早年进入日本三井洋行当茶房，升为采办，常受命出庄从事营销业务。1929年至1930年，邀同仁承租湖北官布局，兴办民生纱厂。民生公司承租官办的纱、布、丝、麻四局时，鲁任常务董事。这位工商界的名士，解放后自然要洗心革面，接受工商业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因此这份材料看上去有点交代揭发的意味，但肯定是真实披露。

武昌起义过去50年后的口述实录是这样的：

武昌首义后，日本极其关切，企图插手进来，为有利于以后实行侵略建立新的基础。所以当黎元洪统领各军在军事上受挫没有取得怎样的进展的时候，日本领事们私自计划支持当时的第八镇统制张彪出来接替黎元洪，将劝张彪起义反正的任务交由日本军人寺西负责办理。寺西历任湖北陆军学校校官，与张、黎早就相识，张黎二人不时前来过从，而我斯时正在寺西家中任勤杂工作，所以我不仅与黎张二人均相互认识，而且他们的随从马弁亦莫不熟识，因此寺西派我前往会见张彪传递个中秘密情况约谈来汉相晤。此时的张彪早已带兵一团护送瑞总督冲出武昌城，跑上楚源军舰后自己则率这一团残余士兵，拥上江东轮退到汉口下游60里的阳逻停泊下来。我奉主人寺西之命后即由日本租界雇一小舟顺流而下行抵阳逻，即赴江东轮会见张彪告以来意。他听完我的话不置可否，反叮嘱我留居船上不要外出。我因话已传到，他虽不置可否，但必无厉色恶言相待，因此也就遵嘱留在船上度过了九、十天的时光。

九月六日（10月27日）江东轮启碇西上，恰逢革命军由京汉铁路三道桥退至大智门，所以船将驰进日本租界（江面）时，忽与冯国璋乘胜前进部队——由易乃谦参谋率领的一队骑兵巡逻至江边相遭遇。在此新的情况之下，张彪不得不立即登陆向易参谋跪称其系前来观察前进阵地，随即同易参谋一起乘骑而去。张即走，我亦感觉无再留在船上之必要，随即登岸取道陆路返回日本租界，向寺西复命。汉口日本领事企图插手辛亥革命的这场计划就此幻灭。南北议和后张彪曾来访寺西，对于上述往事，如何谈论，无所侧闻。此值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特将本人所历回忆记之，以供参考。（黄子恕执笔）

刘勃80年代在《春秋》上的一篇文章也写道：武昌起义后清第八镇统制张彪，带领残部逃到汉口郊区刘家庙，派人到日租界请日人寺西秀武（湖北军事顾问)代为筹划。寺西建议，由张集合现有两营多兵力，许以重赏，亲自带领，由刘家庙渡江到青山，绕至洪山，乘夜至宾阳门，诈称响应。革命军必欢迎入城，然后袭取咨议局(军政府所在地)，张不敢行。后来寺西又派人请张彪至日领馆，因日领计划使张彪代替黎元洪作都督，这是日人的两面手法。因黎曾派人请张彪过江，并在一次会上表示，请张彪来作都督，张不同意就当做敌人杀掉。后因清军南下，张未成行。

除了心怀叵测的日本，其他列强也没有袖手旁观。据《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介绍，武昌起义的当天夜间，清湖广总督瑞澂逃入“楚豫”号兵舰，停靠在英炮舰后面，并向英领事戈飞“要求英王陛下军舰提供帮助，阻止起义军渡江”。戈飞立即向朱尔典请示，朱尔典“收到此项消息后，立即请求海军总司令官对汉口尽量提供援助，总司令官欣然同意了这个请求。”同时瑞澂又派人与德国领事联系，要求开炮轰击武昌城，由于领事团会议上俄、法领事反对，未成。10月13日鄂军政府照会英、日等领事，请其严守中立，不得容留清廷官吏，英、日领事同意，法、俄领事尚在游移，只有德领事反对。第二天德副领事会见瑞澂，要他到德租界去办公，以便保护，被同人劝阻，没有登岸。于是瑞澂将座舰移到德租界靠近德国兵舰停泊。

长江武汉江面从来没有这般热闹，武昌起义期间为武汉有外国驻军之始。武昌起义后第二天的10月11日到10月22日，开到汉口的外舰就有八批，共十五艘，连同以前停泊在汉口的共计二十艘。计有英国八艘、德国五艘、美国三艘、俄、奥各一艘。接着又陆续派来陆军驻扎，其中俄277人、日500人、德100人、英160人、意30人，法国也计划派150人来华。他们最初的态度鲜明，即为清廷“平乱”。德舰“老虎”号、“祖国”号和“水獭”号，十月十七日还协助清军与革命军作战。英国还派一艘军舰到起义军占领了的宜昌。日本也派军舰到大冶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维持该地警备力量”。(《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德国也派了一艘炮舰到已独立了的湖南长沙，在朱尔典命令抢夺长沙海关关税时，这艘炮舰起到了“道义上的作用”。在抢夺江汉关的关税时，“税务司进行交涉，无疑得到当时停泊江面的大批外舰的支持”。(《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日本兵于10月13日晚，以保护纱、麻、布、丝四厂为名，在武昌纱厂坡岸登陆，并开枪打死多人；英兵亦有一队登陆协助日军。

武昌起义一爆发，京汉铁路上法国工程师就命令将所有机车及车厢调到北方，以免为革命军所用。10月12日江汉关英籍税务司苏古敦将所有的海关小大轮都集中在租界江面，因为“小大轮如果停在海关前面(华界)，可能会被拉差”。(《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10月14日，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即向驻中、法、德、英、意、日、俄等七国的美国使节发出训令，以“鉴于目前中国乱事的严重性”为理由，询问他们关于“国际合作”的必要措施。(《美国外交文件》）1912年12月18日，日本首相宣布：“为了远东和平，日本干涉中国革命的时间已到。”(赤木道英《日本对外关系》)

辛亥革命并没有提出反帝纲领，武昌起义后诞生的湖北军政府作为地方政府这个时候行使着国际外交政策，也是对列强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就是这个时任汉口海关税务司长的英国人苏古敦，在1912年3月撰写过一万多字，记录其所知的武昌起义及阳夏保卫战的情况。

在10月11日黎明前，英租界的警铃把外国人召集到领事馆，因为总督已说明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到了白天，便得知革命者已成为武昌的真正主人。城里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混乱，坏人认为可以在城里为所欲为，并开始打租界的主意。但他们很快又醒悟过来。每个地方都发现有系‘白带’的人维护秩序，促使军政府公告和命令得到执行。当时的口号是：规矩点，否则就是死亡。他们告诉外国人，保证租界的安全。也希望一些自愿者在晚上维持租界外面的秩序，白天也要保证绝对的正常。……也有些抢劫的流氓，冒戴白带迷惑人。常见戴白带的人在工作，又忽然参与劫夺并且携带赃物离开。

最初的动乱在强有力的军政府干预下很快得到制止。中华民国鄂军政府都督的一纸布告张贴全城，同时颁布刑赏令十六条，其中有“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德国人办的《汉口日报》中说，10月11日早晨汉口的报纸就登载了这个告示。另外军政府还出了一个白话告示，其中第一条说：“若是害了外人，各国都来与我们为敌，那就不得了呢！”(《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鄂军政府都督10月12日又照会驻汉各国领事，宣布革命宗旨，申明外交政策：

一、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二、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一律承认保护；三、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承认保护；四、应付之赔款或外债，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五、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没收；六、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七、于此次照会之后，清政府如与各国立有条约，无论何种，军政府概不承认。以上七条，特行通告，俾知师以义动，并无丝毫排外之性质，参杂其间也。

(《辛亥革命》)

事实也是如此，起义成功后对于外国人、教堂、租界都加意保护，毫不侵犯，开初几天有军人进入租界情事，后亦禁止。对于外国人把持的海关，邮政也未触动，并答应拨付盐厘摊款，以偿还外债。日本驻汉领事松村警告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不准占领大冶矿山，黎元洪都一一同意。朱尔典十月十六日报告英外相时也承认：“革命运动进行得很有秩序，对外人利益表现了明显的尊重，所以此次革命和以前这类的革命有所不同。”

尽管如此，日、俄、英、美等领事在接到10月11日军政府宣布对外政策的照会前后，都曾奉各该国驻北京公使训令：不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并“除不得已之事外，不得与之来往”，“如果革命者有任何正式宣言，拒绝答复。”(《英国蓝皮书》、《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因此军政府发出照会后接连派人至各领事馆，要求承认为交战团体并守中立，都被拒绝。后因清军南下，军政府也积极派兵渡江进行攻击，各领事为使租界免受炮火打击，才宣布中立并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10月17日“午前十时，驻汉英、俄、法、德、日领事，公派英人盘恩持一公函送至武昌军政府，面晤黎都督，说明各国甚欢迎中国国民军之勇武文明，在汉之外侨，又承军政府之保护，极为感激，故特承认民军为交战团，各国严守中立云云”。“盘恩去后，即由军政府备答谢文五份，派汤化龙、胡瑛、夏维崧等送至汉口各国领事，于是各国领事会衔，即于次日发出(中立)布告。”(《武昌革命真史》)

各领事宣布中立后，革命党人对此十分重视，炫为外交上一大胜利，军政府曾以黎元洪的名义发表文告说：“由此以观，足见外国人主爱独立，爱自由，而亦爱人之能独立，能自由也。”(《中华民国史》)

但是，宣布政治上中立并非意味利益上掠夺的中止。

具有国家效力的湖北军政府还根据国际公法照会各国领事，禁止洋商贩卖军用品接济清军，并附战时禁制品清单。10月20日又发出照会，提请各国严禁用船只或信件等资敌。各领事接此二照会后，由领袖领事俄领敖康夫代表作了个含糊的答复：“本领袖领事谨致敬意于武昌统帅，并代各领事答复18日、20日两次来文论战时禁制品之事。所请各节，现已知照各国旅汉侨民，并将呈报北京各国驻使核办。”然而各列强仍我行我素，在支持清军上屡有动作。

当清军进攻汉口和汉阳时，德籍军官竟出面帮助清军作战。德人并售与清军以武器和粮食等物资，德国银行与洋行还给清军贷款。11月21日，即清军攻打汉阳最激烈的时候，袁世凯委派的军需官欧阳萼给袁世凯写信说：“幸遇旧识之德员延兴阿君，先借现银五万两，暂资开办，向相识之瑞记洋行定购煤一千吨、米两万包、面粉四万包，马料柴草俱全，并组小轮四艘、拖驳四只，常川转运，遴选洋员，以充侦探，请丹国人另设电局，藉通消息，此15日以前筹办之情形也……24日萼奉冯军统谕，会同延兴阿商聘工程师，用洋松、机器、铁索建造行军桥梁。据工程师云，包定桥成后，军队四五千，枪炮器械，顷刻可达彼岸。”(《近代史资料》1954年)建造桥梁材料也是德商美最时及瑞记洋行供应的。

苏古敦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也几次提到：“革命军对洋人大为愤慨，因为据报道清军里有德国教官。”“据说法国人供应了萨镇冰的舰队两千吨煤，并且供应大米给陆军。又说，“事实上，所谓中立，只是千方百计掩护清军……袁世凯赠送一千担米给租界里的医院，现在他们发现这些米是德国人的，存储在租界的一个仓库里，一向是用来供应清军的。(《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以前，海关税收中用以偿还外债以后的剩余，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根据条约，清政府虽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但海关税务司并无直接管理关税之权。武昌起义之后，总税务司遵照英国公使的指示，令已经光复的各口岸海关税务司夺取税款，把全部税款(包括关余)，以总税务司的名义存入汇丰银行，以“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实际上，苏古敦10月12日就“已经将现存余款转入上海税务司的账内，防备革命党来”。这种对革命军从经济上卡脖子的行为，其目的就是自捞好处。如日本政府默许日本商人大仓洋行和三井洋行以及日本御用商出售武器给革命军。湖北军政府因日人高田等七人的主动介绍，曾两次派人到日本购买军火。第一次购买二十万元军火，日商要搭配军用毛衣一万套。第二次四十万元的军火，运到武昌时才发现，枪支是日俄战争时日本所缴获的俄国式旧枪，机关枪是日本式废枪，多不合用。

形势发展很快。武昌起义爆发后一个月内就有十几个省市起义或宣布独立。各国列强看见清政府已经腐朽，不堪扶持，便积极扶助袁世凯作为新的代理人。10月26日，汇丰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就建议英国调停以缔结停战协定，理由是“目前的混乱情形使对外贸易陷于停滞”。他们断定，“除非能够实现调解，否则将出现帝国立即分裂或清朝完全覆灭的结局。”(《辛亥革命史》)

小说《城市英雄》 第十三章武昌首义的中外关注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