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

孔子从齐国回到鲁国后，鲁国因昭公流亡而引起的政治危机还没有平息。在鲁昭公的归宿问题上，鲁国国内及各诸侯国之间仍在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斗争，流亡在外的鲁昭公进退两难，尝尽了寄人篱下的苦头，终于在公元前510年12月客死于晋国的乾侯。昭公死后，季孙氏尽废昭公诸子，立昭公之弟宋为国君，是为鲁定公。鲁国的大权仍掌握在季孙氏手中。至此，鲁国动乱似乎结束了，可是新的政治危机又在酝酿之中，鲁国的政局进一步恶化。

孔子曾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这样几句话来概括春秋时代政权依次下迭的过程。这几句话恰当地反映了王权衰微之后各诸侯大权旁落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在鲁国表现得最为突出。鲁定公即位之后，鲁国已经由“三桓”专权逐渐向“陪臣执国命”发展。

鲁国家臣权势恶性膨胀实际上在昭公时代就已开始。鲁国的“三桓”及其他世卿大族因为忙于互相争夺，无暇顾及自己采邑内部的事务，这些大采邑完全由家臣和邑宰控制。他们凭借采邑坚固的城郭和雄厚的财力以及采邑内的武装力量，逐渐把采邑主架空。董仲舒说当时是“大夫专国，士专邑”，鲁国的情况正是如此。邑宰们动辄以采邑为根据地发动叛乱。从鲁昭公十二年到鲁定公八年，在二十多年里，鲁国就先后发生了四次家臣邑宰反叛事件。季孙氏的家臣阳虎不仅完全控制了专制鲁国多年的季孙氏，而且完全操纵了鲁国的大权。阳虎在鲁国为所欲为，鲁国的国君和卿大夫就好像阳虎手中的玩物。一时间，这么大的一个鲁国，竟然被阳虎之类的家臣搅得乌烟瘴气。

孔子曾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这是孔子终身奉行的道德信条。孔子渴望有安定的社会秩序，以便为国家建功立业。可是眼下的鲁国却是一片混乱，他感到报国无门。他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然而这样的“危邦”和“乱邦”恰恰是他的父母之邦。想要定居下来不能，想走又不忍心。他很想改变鲁国的现实，可又不愿意与那些从政的“斗筲之人”同流合污。在这样的“天下无道”之时，孔子只好暂时隐居。

孔子是不甘于贫贱的，但他更重视信仰，更重视自己所遵循的“道”。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他还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了信仰，为了“道”，暂时的贫贱是可以忍受的。孔子对他的学生颜回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中坚持刻苦学习大加赞扬，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并不笼统地反对富贵。他认为追求富贵是人们合理的、正当的欲望。但是他认为富贵要有前提，即必须符合“道”，符合仁义。他所反对的是“为富不仁”。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福且贵，于我如浮云。”

可见，孔子在贫贱与富贵的问题上，首先强调的是道德标准。在可以富贵，而且又符合仁义时，孔子也在积极地追求富贵。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孔子则首先看重的是“道”和仁义，宁可贫贱，不能叛道、违仁。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在孔子看来，安贫乐道，贫贱不移，那才是品德高尚的表现。孔子的确时时都在盼望着出仕的机会。这并非因为孔子热衷于功名利禄，而是因为他有一种历史责任感，他相信自己能够拯时救世。因此，即使在时局险恶之时，他坚持“天下无道则隐”。

小说《极简孔子传》 第17章 家臣执国 试读结束。